你好，我是骆以军，今天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骗子的故事。

我大概三十岁的时候，大概九十年代末，包括后来过世的袁哲生，包括后来过世的黄国峻，我们有一票大概都是这种三十出头的这种年轻小说家，跟我一样大概都是出个一本书、两本书，可是也不卖钱。

其实我们互相也没那么认识。有一次就有一个聚会，就是在台湾大学后面一个叫做基隆路，路边有一个那个年代，现在都倒了，那是一种啤酒屋。那啤酒屋我们那时候大概就有这六、七个倒霉咖，就是除了你自己哥们儿，好像没什么人知道你出这个书，可是又觉得自己才高八斗，不可一世，然后愤世嫉俗，我们反正就这样六、七个就在那边喝啤酒，喝啤酒我们当然就在那边发牢骚。

我们就说，我们这些六零后的作家怎么这么倒霉，我们前面这些五零后的，我们在台湾叫四年级，五零后的这些人，说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他们这些运气多好，他们二十多岁出书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个经济最好的时候，或者是出版最盛的，出版的盛景，他们的书随便就是十几万二十万本，怎么到我们这么认真来写小说，我们有这种文学梦文学的理想，我们的书怎么卖个一千本，我们感觉我们就特别倒霉，然后愤世嫉俗。

后来我们里头就有一个小伙子，其实他还没出书，他就是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那我们大爱这个小伙子，特有才华，念淡江（大学）的。他小我们大概小个两、三岁。那这个小伙子在这样一群人里面会讲一些比较聚合大家的团聚力，他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虽然我们倒霉，但是一百只蟑螂凑在一起还是一个有力量的团。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世界上有屌丝这种词嘛，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应该大家要团结起来，我们大家应该要常聚在一起，我们这几个六零后的有才气的但是不得志的小说家，我们应该来弄一个团体，然后我们应该来办一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