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的时代，真正有力量、有市场的是纯粹现实功利的主张，仁义变成了一种过时的规范。孟子是如何利用他的雄辩将“仁义”变得“有用”的？一个国君，应该有怎样的风范？

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孟子》这一部中国传统经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一下《孟子》所留下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也经常在不同的脉络底下被引用，那就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说这句话，回到书里面，回到他这个人，回到他的时代，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孟子的雄辩建立在一个他自己深信不疑的道理，那就是：仁义可以强国，仁义可以增富，仁义可以战胜诸国统一天下。那个时代的国君，像梁惠王，念兹在兹的都是要怎么样可以扩张国势，怎么样可以比邻国更强，如何可以有效的进行征战？这种国君，他们心里面不会有传统的伦常规范，觉得仁义、伦理所有这些，是被证明已经过时了、失效了的东西。

儒家，则是传承了封建的王官学，以古代作为标准，严厉批判现实，主张逆转变化，恢复到想象当中封建宗法的黄金年代，也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人伦的基本的原则。

这样的一种态度本来就不是现实的，也很难对应现实。这就是要取消现实已有的变化，把时间扭转回去，基本上认为要回到过去那样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这样的主张在战国时期越来越无力，尤其是国君，特别听不进这种话——老是要叫你不要这么现实，现在这些东西、这些变化、这些条件，都是假的，都是错的，你应该要回到美好的过去。

你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现实征战几乎不存在一个国君他自己要不要打的选择——不是你去占别人的土地，就是别人攻过来占你的土地。你没办法说，我就停在这里，我什么事都不做。不可能。你什么事不做，你不去占别人的，别人会来占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