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们需要的是有用的主张跟策略，但一想到儒家，浮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老旧。时代改变了，作为继承传统王冠学的儒家，亟需一个能树立起“儒家是有用的”这种论述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的“仁义”是一条路，而作为战国最后一位儒者的荀子，给我们提出了另一条“大儒之效”的策略。

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荀子》这一部中国传统经典。

我们把《荀子》跟《孟子》并列在战国的儒家，也许再来对照一下这两本书的篇名。

《孟子》七篇的篇名，中间包括了《梁惠王》、《离娄》、《尽心》等等，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把这章的第一篇第一句话摘出来，当作是一个辨识的代表而已。这跟论语当中的《学而》篇、《为政》篇、《雍也》篇、《先进》篇等等，或者是诗经里面的《关雎》、《柏舟》、《芣苢》、《将仲子》等等，没有两样。那显然是一种传统的旧习惯，纯粹只是在编书的时候编辑上的方便。

但是荀子不是这样。《荀子》跟后来，例如说像《韩非子》这样的书，他们都已经是严格的私家著述了，有一个人一字一句地把书给写成，也就反映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愿。所以《荀子》的篇名就有了提纲挈领，标识文章用意的作用。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荀子》的《儒效》篇。儒是儒家的儒，效是效果的效。这个篇名就指向一个关键的问题——儒家能够发挥、达成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叫作儒效。这是在战国的环境底下，儒家特别需要着墨去回答的一个大问题。其他后期诸子各家，都是因应现实变化的刺激而起的，所以他们的学说前提，基本上都已经给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现实作用”的答案。

儒家不一样，儒家是继承、延续王官学传统的，难免就给人家一种老式保守，还有跟现实脱节的印象。如果不能够说服当时的人，儒家的观念不只是继承传统还有回应现实问题的功能，儒家很容易就被边缘化，甚至就会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