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至扭转了中国诗缺乏理性的局面。这集我们继续读冯至《十四行集》中的第16首和第21首，来看诗人如何用理性，通过诗来表达他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和思考。

你好，我是廖伟棠，这一次接着来讲理性的诗意。

其实冯至刚刚在诗坛出道的时候，他写的诗是情诗，而且深被鲁迅先生的推崇。鲁迅先生说他是新诗以来最优秀的、最好的抒情诗人，没有说之一。

但是一个如此纯粹的抒情诗人，当他成长以后，他首先去当时中国的北方，1927年的时候，他去哈尔滨任教，体验了当时严寒的东北和殖民地的东北，他写了一本诗集叫《北游及其他》，里边就有长诗，写他在哈尔滨的生活的，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他离开了中国，30年代他去德国留学，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德国那当然是一个理性极致的国度，虽然这理性发展到某种极致的时候，它走向非理性，比如说在二战时候，他们的政治狂热。

但是冯至去德国，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德国诗人里尔克。他学习德语，亲自去翻译里尔克的诗，并且他也是中国比较早介绍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位文学界人士，并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去介绍海德格尔。

所以受了这种种理性熏陶，他变得非常推崇歌德——这个德国的理性时代的巅峰诗人，写《浮士德》的歌德。

大家如果有看过《浮士德》，也能够理解到对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的推崇，是歌德和当时的狂飙突进时代的德国文学得以进步突破的一个关键。

那当这一切都准备好了，时代的机遇也给予了冯至。这样说有点不太好，但是这是中国也有说的就是“国家不幸诗人幸”。

当冯至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抗战正浓的时候，他任教于同济大学，并且带领着他的学生跟着全校，还有当时中国的很多学校，著名的学校北大清华等等一起逃难到大后方，去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他担任了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德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