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集继续上一期的话题，讲鲁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参与一场文学论争所做，这场论争对鲁迅的体力、心情都消耗极大，其影响力甚至到了1949年之后的文学界。但是，这篇文章却可能并非鲁迅本人所做，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44期，是上一期的延续。

我们在1936年8月5日的《鲁迅日记》中，先是看到了他和须藤医院的关系——这个关系一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又注意到一句话，说那天晚上《答徐懋庸》这篇文章写好了，这篇文章的全名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但却不一定是鲁迅自己写的。

这篇文章关系到整个3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思潮变化和派别斗争，对于我们理解之前已经读的现代小说，对于我们之后再继续阅读1942年、1949年以后的小说，都有微妙而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讨论。

我们之前说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中国文艺界至少有6次文学论争，鲁迅卷进了其中的5次，而且都是主角。

第一次是20年代末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年轻革命作家论争。

第二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跟梁实秋争论翻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相关问题。

第三次是鲁迅、冯雪峰和左联批判民族主义文学。

第四次是瞿秋白跟茅盾争论文学大众化，鲁迅没参与。

第五次是鲁迅与左联批判“第三种人”——施蛰存、胡秋原等等。

最后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两个口号之争，这两个口号之争意义深远，对晚年鲁迅的心情、身体也是消耗巨大。

如果说鲁迅在“五四”以后的近20年，一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这最后一次是最困难，最有苦难言的。原因是这一次离文艺、离思想关系远，离政治、离人事关系近。

说得更明白一点，以前是和右派论争，所以鲁迅理直气壮，这一次却是跟自己营垒中的人暗战，这个暗战鲁迅不大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