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二黑结婚》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转折点？乡土文学和农民文学的区别是什么？

随着读书计划进行到一半，我们也正在接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转折点。

一般学术界将1949年政权更替作为现当代文学的交集点，前面是民国文学，后面是共和国文学，这是从政治社会背景来划分文学。

但也有一些学者，比方说北大的陈晓明教授，他主张当代文学的起点应该是1942年，那就是《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文学。

我们强调文学生产机制，40年代中后期，延安和解放区的文学已经在一种新的生产机制当中。但国统区的作家暂时还是民国文人的生态、心态。所以1942年到1949年可以视为现代与当代文学的一个交错的过渡期。

萧军日记在1941年8月8日记载了一个后来也不太知名的文人李又然引述的毛泽东的话，他去见毛主席，他说“他（毛泽东）慨叹着缺乏一个既懂文艺又懂政治这样一个领导人”。

其实在延安，萧军、丁玲和周扬都是领导人的可能人选，但是我们看到萧军个性耿直，好像代表了鲁迅的精神。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左联，再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实际上是当时在延安最出色的作家。而周扬是30年代上海左联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最后当然我们知道了，按照《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说法，周扬是成了共产党文艺的政策发言人。

萧军主张的“鲁迅风”，在延安只能对敌，不能对友，只能批判官府，不能讽刺人民群众（我们记得阿Q其实也是群众），再加上萧军的个人性格，实在做不了领导。

丁玲呢，1942年以后，关于她30年代在上海被软禁的历史问题，受了多年的批判审查。而她后来倒是改造了世界观，文风也改变，写了著名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的二等奖，这在当时是最高的荣誉，但她是单枪匹马，无法为人家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