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是一个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他对低下阶层有着深刻地同情，然而他描绘的《一九八四》中最恐怖的一点，就是那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世界。在极权政府统治下的这些人，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情感和人格，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们的主角温斯顿跟他的女朋友裘莉亚，一开始就是从一种性爱的自由解放开始走上了反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明显有一种很粗糙的弗洛伊德式的假设，就是一个高压的政治，同时也必然是性压抑的。所以相反地，性解放就能够带来对这个高压政治的一种反抗。这个想法恰好跟另一本 “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很不一样。在《美丽新世界》里，赫胥黎描写的那个未来的极权社会，是很鼓励大家纵欲的。因为他们认为，老百姓们越是沉迷于性爱生活，就越不会有精力去反抗政府。

那个母亲护着孩子的姿态，在这本小说里是一个很典型的、正常的、人类该有的一种情感表达的姿态。一个妈妈遇到危险，就是这样子去保护孩子。而这样的姿态，应该让我们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发起一种由衷的怜悯跟同情。但是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面，这种同情心不见了，甚至一个妈妈对小孩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情；而小孩被教育成只听党的话，对父母更加不会有这种感情，随时预备密告、揭发、出卖他们。

这种婴儿状态的人，对国家来讲是最好的。因为你很容易让他们去爱上一个很抽象的、很虚无的一个所谓的集体，一个国家。因为这种人他没有了自我，我取消掉了自我，他反而很容易投进一个特别大的虚空的、抽象的概念里面。当那个国家鼓动大家的情绪，一起去仇恨一个外敌，他就会充满了恨意。这种人你让他去爱国，跟他爱自己其实是一样的，他只是自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