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总是能够用一种很平淡的文字，一种几乎淡到连情节都没有了的叙事手法来写他的小说。但假如他的生活本身就非常戏剧性，比如在战乱之中、在运动年代，他还能写出他标志性的朴拙、平淡和格调吗？我们看他如何来写文革中的故事。

从“五四”之前各种现代的西方文学观念开始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的美学、文学产生了很大冲击，于是新旧、中西如何融合就成了大问题。到了四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人，中西现代与古典好像可以开始无缝地衔接起来，甚至开始发展出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当时像汪曾祺那一代作家，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影响，一方面有中国古典传统，他们其实已经在琢磨怎么把它们打通起来。

汪曾祺等于是埋藏了四十多年，把这套中西文化的传承埋在心底，在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路线主导的革命思潮底下藏起来，不动声色，直到八十年代大地回春，又恢复可以自由创作的时候，他才忽然冒头。当时大家刚刚经历过种种“运动”的伤痛，都在忙着写伤痕文学，或者赶紧着急学习。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早把某种意义上的西方文学跟中国古典结合起来的汪曾祺，就显得很突兀和古怪了。

就像中国历史上曾走过很多弯路一样，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过很多荒废的岁月。假如当时那种文学实验继续下去，没有经过后来种种的革命运动变化和打击的话，让那些作家好好地写下去，中国文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呢？当然，历史不能够如果，文学想象才能够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