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期节目，我们不读小说，谈谈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本期先来看其中的两个因素，第一，是1949年后的作协体制，第二，是五六十年代的稿费和版税制度。从这两点来看，1949年以后的作家，生活条件是非常优渥的，但它对中国文学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第58期，我们在阅读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小说之前，要抽出至少两期的时间讨论一下当代文学生产机制。

这个文学生产机制，对之后50年的中国小说有很大影响，也是中国文学跟世界很多其它国家、地区（包括香港、台湾）的文学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学术界比较有争议的关键话题。所以虽然节目是读小说为主，但这个话题也很难避开。

所谓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内地学界50年代后期出现，广泛使用是在70年代末以后。因为在英文里contemporary有当下、现在的意思，基本上就没有下限了，也就是现在的文学。

在香港、台湾所谓一般20世纪的文学里边，20世纪以后的文学都泛称叫现代文学，只有在中国内地学界，现代指的是1949年前，当代是1949年后，在大学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

尽管在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他们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试图用学术的概念打破现当代文学似乎是政治划分的一个界限，但是直到现在，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作为学科来讲，现当代文学还是有着明显区别，而且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我参加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评审，看到每年最出色的一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越来越往资料、考证、纯学术的方向发展，而当代文学充满更多思想的论辩锋芒。

2009年我和王德威、陈思和在香港岭南大学召开过一次“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讨论会，请了两岸三地很多学者、作家出席。我还记得有王蒙、北岛、钱理群、董桥、陈芳明（写台湾文学史的）、黄子平、李欧梵、卢玮銮、刘绍铭、王安忆、朱天心、严歌苓、黄春明、骆以军等等。

因为那是我做系主任期间开的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学术会议，所以记忆比较深，就像《围城》所嘲笑的一样，我恨不得分开身去，让另一个许子东拍拍我的肩膀说，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