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讲到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前两个要素——作家干部化和稿费制度，这期我们来谈谈第三个要素——文学批评。从20世纪开始，中国文坛出现过好几次文学论争，但是到了50年代以后，文学论争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什么？文学论争又将如何影响当代文学的发展？

今天是59期，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讨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上期说了，文学生产机制一共有四个特点，或说要素。第一，全体作家干部化；第二，非常优厚的稿费制度，注意是稿费，不是版税。

既然作家的身份已是干部，是革命文艺军队中的一名战士或是指挥员，而且同时获得了稳定优越的地位、身份、工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种种名誉，如代表委员、顾问，那么这个作家用创作为革命斗争服务，将作品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当年鲁迅遵从启蒙的将令，就是陈独秀、胡适他们《新青年》的将令，鲁迅说是出于自愿，出于理想主义，与此同时我们知道，鲁迅的人工是北洋军政府教育部发的。

如果把人的道德简单划分为革命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那么1949年以后，郭沫若、茅盾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作协的成员们，他们在听从毛泽东、周恩来或者周扬转达的革命的将令，那就不仅是遵守革命道德，而且几乎是一种职业道德。

当然，到底什么才是作家的职业道德，很多人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当作家成为干部以后，这个作家的身份和干部的职责有没有矛盾，甚至冲突，这也因人而异。重要的是，不是生存决定思想，生态决定心态吗？个别的人可以不一样，整体而论，整个作家群的生态变了，干部、工资、稿酬……

当然那些稿酬是不能像晚清那样，把它转入再出版。因为在50年代，出版业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民间社会。

那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履行文艺军队战士的职责呢？干部化、稿费制怎么转化为对当代文学创作成果的直接影响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文学生产机制的第三个重要环节，就是作协主导下的文学批评。

远的不说，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它有三种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