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读两个中国农民的故事，他们一个想盖自己的屋子，一个想上城买顶帽子；一个生活在不同的灾难之中，一个却觉得十分幸福。这两个故事，一样充满幽默，也一样让我们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农民与干部的关系。

今年75期，我们要读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

各位听众、各位读者，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高晓声这个名字或读过他的小说？我猜想举手的一定为数不多。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在“十年”以后的文学中，紧接着《班主任》《伤痕》就要和大家一起读高晓声。

这个作家已经去世，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也许不止这个原因，今天的文学爱好者、青年人都已经不大熟悉这个名字了。其实他的小说有思想锋芒，有风格技巧，整体艺术质量不在同辈作家王蒙或年轻一辈的莫言、路遥等相同题材的作家之下。

从197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持续三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与之呼应，也出现了近四十年的文学繁荣，可是如果要用什么概念、话语来概括这四十年的文学，却有些困难。

二三十年代我们可以说是广义的“五四”文学；1942年以后，我们可以说是延安文艺；1949年之后，有“十七年文学”“十年文学”，可是1977年以后呢？

相对于“前三十年”，“后四十年”这个概念比较麻烦，因为每年都要换一次——“后四十一年”“后四十二年”……叫“改革开放文学”，太长了，不是专业术语；我一度尝试使用“文革后文学”这个概念，可是近年眼看什么是“十年”都渐渐被人忘却了；“浩劫后文学”“艰辛探索后的文学”，这都不顺口，难道现在的探索就不艰辛吗？

回到当时，有一个说法叫“新时期文学”，大约1977到1989年，人们真的相信进入了新时期，但现在仍然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因为“新”难以定义，不断会有新时期、新时代、新阶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