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阅读王朔的两部中篇小说《顽主》和《动物凶猛》。小说中，他创造的人物都有一种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流氓”气质，在这样的气质背后，王朔要讽刺、调侃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和现象呢？

今天是第102期，我们要读王朔的中篇《顽主》和《动物凶猛》。上一集我们讲张承志，这次转到王朔，从抒情到调侃，反差有点大。没办法，因为这些作品都挤在9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出现。小说里的中国故事，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了90年代了，这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

交代一下，虽然近百部小说，我以前大部分都零星地看过，但这一次是系统地梳理，收获匪浅。主要是因为单独看一部作品的时候是一种感觉，而放进时间的序列里，放进整个“中国故事”的框架里，那就像阎连科鼓励的那样，顺流而下，真是两岸风光各不同。

从80年代后期起，评论界有所谓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各种学术标签。但除此以外，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也不难看到——尤其是我这次感觉到——知青和他们同时代的作家有些很明显的风格、流派的差异，最简单划分有：“英雄派”、“世俗派”、“流氓派”。

什么叫“英雄派”呢？主人公（包括背后的作家），在作品里作英雄状。比如在几十年家族苦难当中忍辱负重，一直还苦读共产党宣言——张炜的《古船》。又比如说坚持红卫兵理想——张承志的《金牧场》，用革命话语阐释哲合忍耶的牺牲精神——张承志的《心灵史》，还有称颂自己和同伴都为之牺牲青春、生命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

在某种意义上，莫言的《红高粱》也是充满北方气息的硬派风格，小说里责骂自己，但崇拜英雄前辈。甚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底层人的梦，但最后主角还是要模拟英雄，重回煤矿。

不夸张地说，这些“英雄派”的北方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