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活着》这本小说中，福贵一家的悲惨经历，可谓“世事难料”。但在“世事难料”中，我们亦能看出《活着》情节的两个特点：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

今天是第107期，我们继续读余华的《活着》。看这本近年最畅销的虚构类书籍怎么在一个作品、一个家庭、一个人物身上浓缩、简化、概括了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

地主儿子福贵赌光了家产，捡回了两次命：第一次是在战场上没被打死，第二次是赢钱的赌棍当了地主被枪毙了，福贵一家人开始了穷人的新生活。到此为止，《活着》与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在政治基调上基本同步，互不否定。

不过，正当梁生宝要带着贫苦农户走向金光大道的时候，大概也是在50年代中期，福贵一家的生活却出现了实际的困难。

不管读者是不是相信，这个曾经嫖赌成性的地主少爷很快变成了头发花白的劳苦农民。为了省钱让儿子读书，福贵跟家珍商量，想把凤霞去送人。我不知道送人怎么能够省钱，但是在儿女间做选择时，牺牲女儿，这个也是常态。

小说写将凤霞送人时，女儿的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到了别人家，凤霞要伺候两个老人。这边，小家伙有庆也不干了，他说：“我不上学，我要姐姐。”福贵就打，打得儿子上学以后，屁股都没法坐在椅子上了。

过了几个月，女儿凤霞跑回来了，福贵还是要送她回去。

因为她走路脚痛了，福贵又揉揉女儿的脚，最后就背起女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