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白嘉轩、鹿子霖两个财主家三代人几十年围绕着白鹿原明争暗斗，为了争夺一个“政权”。从小说“族权”和“政权”的矛盾关系里，我们如何了解到怎样的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呢？小说又是如何体现“政权”与“族权”与“神权”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今天是第108期，《20世纪中国小说》接近世纪末。近来，我一直在想怎么写一个世纪末的回顾，但我突然发现我的总结大可不必，因为到了90年代，已经有作家的作品有意无意地在回顾过去100年。

复旦的学者张新颖近年出了两本书，先是一本《沈从文的后半生》，获得好评以后，就再写《沈从文的前半生》。如果说《活着》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后半生，那么《白鹿原》就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前半生。

《活着》是写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基本上是一个文学版的共和国“前30年”史；《白鹿原》写10年代到50年代初，时间上完全覆盖了前50年所谓的民国史。

《活着》是写一个人、一个家庭历经苦难厄运，道德清洁，心灵高尚，九死一生，坚强活着；《白鹿原》写两个家族三代人，贫富矛盾，国共冲突，礼崩乐坏，世事难料。

《活着》与《白鹿原》在1993年问世以来，它们持久地畅销，获得权威的奖项，还有在影视改编上受到关注，甚至是太受关注的程度。这些都证明了这两部小说是我们之前读过的几十部最优秀的中国小说的一个总的提纲、目录和缩写本。这不就是20世纪中国故事的一个回顾吗？

但相比之下，无论从字数看，从格局看，《活着》是把“前三十年”戏剧性简化的抒情提纲，《白鹿原》是把民国历史复杂化的长篇缩写本。前者更感人，催人泪下，后者更有挑战性，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