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

今天是第一季的第二单元。我们的主题，是自然环境和气候对全球史为什么那么重要。

这一单元的撰稿人，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费晟老师。

先从十年前我的一个经历说起吧。

那一年，我因为转机第一次造访迪拜，挺兴奋的。但飞机降落时，高耸入云的哈利法塔，却让我很紧张。我感觉这座世界第一高塔尖好像很快会戳穿我的飞机，扎进我的屁股。更让我不安是，除了塔尖几乎看不清任何地表的凸起物，因为刚好赶上一场尘暴。那时机舱里鸦雀无声，我们都清楚地听到机身被固体颗粒物撞得叮当作响。我一度很恐慌，不过有惊无险，几分钟后，我就坐在富丽堂皇的机场候机区喝咖啡了，周围全是琳琅满目的免税商品，可窗外呢，除了个别宏伟的建筑群，大地一片苍凉。我感觉这一切好像很不真实。

考古学家证明，这里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公元五世纪就有人类定居，但不久，它就消失在历史记录中，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才重新出现了村落。

迪拜的纬度与中国南岭地区的接近，但历史进程迥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历史学家总是琢磨过去的事情，但他们都活在自己的时代。所以他们不仅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他们和当世所有学者一样，要面对和思考所处社会与时代的重大问题。环境和气候问题作为目前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毫不意外也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关切。一个沙尘暴频仍的地方，又如何兴起为大都市呢？

事实上，在中国，晚清知识分子像薛福成等，就在游历世界的过程中，就开始思考环境、气候、资源与国运的关系。民国以后，更有学者以严肃的态度来思考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这位学者就是竺可桢。

1925年他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根据物候调查气温的变化，根据历史文献统计三千多年水灾、旱灾。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说明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寒凉温热，不无连带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