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姜松。

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通过中日建筑学的学者就中日文化的交流和冲突讲述了一些建筑方面的故事。

我们提到了在1931年一位新晋加入到中国营造学会的年轻学者，就是梁思成先生，当他听到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营造学社的一番讲话之后他颇有感触，他深深被一句话刺激到了，因为伊东忠太他曾经建议是不是由中国的学者来负责建筑文献的了解，而日本学者负责实地考察。

如果要建立一个建筑史的研究体系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研究史料，另外一方面要去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进行实地测量。

梁思成从美国毕业以后他受到西方教育体系的一些熏陶，他对西方建筑史特别了解。

同样当他看到了西方建筑史当中对于中国艺术的贬低，他也是义愤填膺，尤其让他看到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建筑学本身只是一种工程，并没有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他就想特别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证实中国的建筑是辉煌而且极其伟大的。

那个时期的中国学者都带有着极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尤其是见多识广的梁思成，他接触各方面的信息，他认为振兴国家从身体力行的方面来说，他就要去撰写一本专门的《中国建筑史》。

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中国在进行实地观测这方面的技术是相当薄弱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有多少古建筑？最古老的古建筑在哪里？对此一无所知。

梁思成就想用学术来振兴国家，甚至当时外国人都已经撰写《中国建筑史》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

梁思成在从始至终是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为中国自己的研究争光。

我们从文献角度来说，在梁思成上学的时候就接到了他父亲梁启超先生寄给他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北宋的一位学者叫李诫写的《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这个书在宋哲宗那个时候就开始组织撰写了，因为建筑学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操作，很多负责建筑的官员就开始把建筑造价报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