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先生做中古隋唐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启发后人无数。里面提出的很多观念跟想法都是今天任何读历史的人，尤其是要研究隋唐史的人完全不可以略过的。而这两部书却是写于陈寅恪战乱逃亡之际。陈先生屡次说过：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因为国史不亡，我们还能够有恢复天下的可能性。怎么样保住历史，透过历史保住我们国家乃至于文化的命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据说有人曾经这么总结过：第一，大师必然多半是搞国学的；第二，大师多半得留个大胡子；第三，大师必须得年高德劭，老得很厉害；第四，大师要会多门语言。

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不是你会的语言多或不多，很多人都会很多门语言，这没什么了不起。但问题是你做学问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语言你用不用得上。在你做的这个专门的学问领域里面，你会多几种语言是不是有帮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有这么多的材料，你需要掌握很多种语言工具，才能够搞通它、才能够做各种各样时髦的比较研究。

所以陈寅恪先生发现，他有这么多的武器在身，但是这时候派不上用场，因为那些材料不在我们手上，所以他就决定可能要转移一下学术研究的范围。于是他就转向了所谓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朝这段时间。

它不是地上莫名其妙长出来的，它一定是有源有本，它有参考过以前别的朝代，继承了别的王朝的一些制度的办法。

大家又关心，整套制度是不是从胡人建立的王朝那儿传过来，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汉人建立的中华正统呢？陈寅恪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开宗明义就先说明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偏偏这个地方因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很多中原人士迁过去，反而保留了很多中华文化。

等于为当年的古老的中原文化继承了一点点的香火保留在那里。终于到最后，能够在隋唐时代里面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国家都在抗日了，一个历史学家还在研究唐朝的历史，有意思吗？这时候难道不应该投笔从戎吗？但是假如你是一个认真的学者，你就知道，这个学问还是要照做的，特别做的是中国学问。因为中国是把历史看得很重的一个国家，历史之所在，就是国魂之所在。特别是在当时，你觉得大半个中国都被日寇侵占了，你觉得这是个国家可能快要亡国的时候，怎么样透过历史保住我们国家乃至于文化的命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陈先生屡次说过：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因为国史不亡，我们还能够有恢复天下的可能性。

哪怕在那么危难、慌张的时代，他一方面带着很深重的现实关怀跟紧张感，忧国忧民；另一方面，又带着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的认真态度，要继续著史，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而宋朝之前则是唐朝这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阶段有各种各样的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民族、外来的文化冲击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