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听起来，这是一件相当悖谬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启蒙”（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运动时期甚至有人把它翻译成“大光明时代”，这个翻译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却非常准确地挑明了启蒙哲人的理想：只要我们肯定理性、肯定自由平等、肯定科学，就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温暖和进步。

然而，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有卢梭站出来反对这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与此同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卢梭，认为他才是启蒙运动大合唱的杂音，而且正是这个杂音造成了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后果。随着启蒙运动逐渐展开它的后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启蒙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黑暗甚至严寒。

比方说，启蒙运动肯定自由，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她却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提醒我们，自由这个词虽然自带光环，但绝不是天然正确的好东西。恰恰相反，自由是一个本身充满歧义的超级概念，围绕自由产生的纷争远比共识更多，而以自由的名义导致的压迫和专制也并不少见。我们必须要更深入地探讨自由概念的内部区分，仔细梳理和澄清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异同，才有可能摆脱以自由的名义带来的罪恶。

启蒙运动肯定平等，可是汉娜·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正在于，最初的“自由引导人民”变成了“平等引导人民”。德国作家毕希纳曾经写过一幕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剧，题目叫做《丹东之死》。丹东是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因为主张宽容，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丹东最终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在剧中毕希纳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