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已经从丹托那里知道，他是通过对佛教的学习，“最后把我和1960年代的前卫艺术联系起来”的。

事情很清楚，所有那些继续呆在西方艺术传统审美价值中的批评家，手上具有的资源根本无法解释杜尚小便池和沃霍尔盒子那类艺术中体现的意义。必须像丹托那样能够开放心胸，接受非西方的精神资源，才有可能离开西方艺术的传统叙事，另辟蹊径，进入一种不同的价值，看到一种过去不曾注意的美，也就是从对外在的形式之美转向人生之中生命的自由之美。

真正说起来，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不能因为铃木大拙课堂中大部分听众是艺术家，后来成了当代艺术理论家的丹托也去上了禅宗的课，就可以下结论说禅宗对西方艺术产生影响了。

实际上，禅宗和西方艺术听上去是如此距离遥远的两件事物，它们之间是怎么可能产生连接的，艺术是怎么可能吸收禅宗养分的，我们必须看到其中具体的，甚至是技术性的过程，才会确认这个事实，对不对？

是的，这个具体的技术性过程是完全有的，它的落实者就是这位叫凯奇的人。

丹托因此才会这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他讲的这句话中，明确涉及到三个因素：杜尚、禅宗，还有凯奇。我们在前面介绍了杜尚，也基本介绍了禅宗是如何在西方登场的，那么其中还缺凯奇这一块内容。

如果说西方现代艺术转变到当代艺术，铃木大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凯奇则更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就如美国艺术史家罗丝（Barbara Rose）说的那样：“凯奇是抽象表现主义之后对纽约画派的艺术家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作为……一个教师，凯奇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的美国人。”

凯奇是什么人，他对于这个“出乎意外的艺术革命”做下了什么事，正是我们下面要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