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我第一次读《繁花》，居然可以用上海话来读，以为是文坛奇葩，《海上花列传》一系的失散孤儿。 

一时间《繁花》引起了各方好评，不仅上海评论家程德培撰长文作序，台北《印刻》的主编初安民，也热情关怀小说中写的1949年以后的上海。就连北方学者，比如北大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等，也认为《繁花》用普通话阅读照样有魅力。

之后更有王家卫，据说买了电影、电视的版权，虽然已经拍了好些年了，只听楼梯响。但毕竟这是用上海弄堂风景、小市民生态，用文艺片来拍现代性。美国左派新锐教授张旭东也做评论，很值得期待。近期《繁花》又改成话剧，连场的满座，一时间金宇澄的这个小说是市场的热门，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但是在我们近二十年中国小说的语境里，我们可以发现《繁花》也并不完全是孤军独创。联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王安忆的《天香》等等同时期的长篇，21世纪初，中国小说界其实出现了“寻根文学”的第二次发展，从文体、语言及世情、生态方面，都有向传统文化回归的迹象。尤其是《繁花》跟《一句顶一万句》南北呼应，更是《清明上河图》的写法，细碎繁琐，百姓日常生活细节展览，构成了至少1949年以来最丰富、最琐碎的世情小说潮流。在文学史上能否体现新世纪小说潮流，当然还很难说，但《繁花》肯定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借用鲁迅对晚清“青楼小说”的经典评语，同样是近年长篇小说的这种细密的写实主义，王安忆《天香》是对古代女性生态的某种乌托邦“溢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是对北方乡民生态的某种“溢恶”。“溢恶”就是直面麻木灰暗的人生，几十年都找不到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