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记载，武帝这一朝接连发生两座皇帝的祖庙失火。如果是发生在今天，这种事情首要就是调查起火原因，尤其是要确定究竟是意外或人为，是疏忽或者是蓄意的。但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如此重要、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失火，就必然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就算没有人刻意纵火，就算百分之百确定失火是日晒高温所造成的，那都不是意外。对于汉代的人来说，祖庙失火现象中重要的不是原因，而是它所代表的意义。

那一定是“灾异”，也就是“天”借由“感应”传来的讯息。所以应该要探究的，是人事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感应”酿造了这样的“灾异”。

董仲舒提供了他的解释。他引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说法：“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对皇帝表示，这项“灾异”是在警告用了不对的人，而没有依循圣人的训诲。

进而董仲舒就延伸推论，模仿“天”的口吻说：“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皇帝必须以“太平至公”的态度来对待“天”已经传降警告的这样一个变乱社会，而“天”的警告之所以用烧祖庙的方式来表达，明白指向必须处理从高祖传下来的这些“亲戚贵属在诸侯者”。从他们当中找出行为最离谱、最不像样的（“远正最甚者”），不留情地予以诛杀，以符合“天”所传递的讯息。

董仲舒给了皇帝这个激烈的解释意见，皇帝无法当下就接受，还找了其他专精“感应”学说的人，要他们评估衡量董仲舒的说法。其中找到了的一个专家，是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吕步舒不知道那是老师的说法，回应以很严厉的批判，指摘那样的说法的前提显然是认为高庙烧得对、烧得有道理。董仲舒因此被劾为“大不敬”，差一点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