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在这一集的番外一开头的时候，想要先郑重地跟大家说，看理想我所做的每一个音频节目，每一集当中的留言，每一条我都曾经看过，甚至有一些经常在留言区出现的听友，我都觉得我好像认识你们了，我知道大家会感觉到我很少会回应大家的留言，主要是因为我自觉的有一种角色上的区分。

看理想这些节目当中，我一般所扮演的都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知识的角色。有不同的角色就应该要有不同的态度，也就应该要在说话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口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些节目当中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通过我，通过我所说的话，能够进入到那样一个丰富的美好的知识的世界里。

我只是在伴随着大家，为大家呈现（这些知识），所以我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节目里太过于用闲聊的口气，而且我也刻意地尽量不要太凸显自己，这也就是我一种人生跟工作的信念。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演什么就要像什么，你要考虑选择自己会演什么，而且会演得比较好。如果你对于你自己能够演得好的这种角色，你就认真而且专业地去演。其实这也牵涉到韋伯所说的Calling，我们要如何找到我们的志业，有的人好像觉得这很困难，这不太可能，甚至对我的解释感觉到很没有说服力。

可是其实这样看，如果你经常在想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社会的角色，哪一个角色你可以演得像，你可以演得好，你就专注地做这一样角色或者是几样角色。如果用这种方法，你就比较不容易陷入在那样一个选错角色，因而让自己非常的勉强，痛苦不堪状况，这至少是通向志业的第一步。

那讲完了这个，可以跟大家接着说，在节目的番外当中，就允许我可以变得稍微私人一点。

今天我特别要回应“迷雾下山”，这也就是一位我常常看到你的留言，所以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你的其中的一个人。

不过虽然我看过迷雾下山很多则的留言，但是这一次不是在我的节目里，是在道长《八分》的节目里，有一集是道长和我聊韦伯。在那一集节目当中，迷雾下山2月19号下午5:14的一则留言，特别讲这个时间，如果大家好奇有兴趣，你比较容易可以回到道长的《八分》那集节目当中找到这一则留言。

迷雾下山的那一则留言，还是吓了我一跳，为什么说“还是”，我以为我已经蛮认识他了，为什么？因为在那则留言当中竟然提到的我的两本长篇小说，我想这是看理想绝大部分的听友不知道、不曾察觉我干过的事——是的，我写过小说，我还写了不少小说。

迷雾下山在留言里面提到两部小说，一本是《大爱》，另外一本是《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光是看这两部小说的书名，其实就很浪漫吧？跟我在这里大家认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恐怕很不一样。

这两本长篇小说，一本《大爱》是我27岁的时候写的，另外一本《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是我36岁的时候写完的。这两本书分别记录了我实际参与政治，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部分的反思。之所以写这两部小说和我写其他的小说，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正因为那样的一种经验，没有办法用理性的道理能够说得出来，所以我只好诉诸于小说。而这两本书所呈现的内容，都跟我如何阅读、消化、理解韦伯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了解我曾经参与过那样的类似社会改革，乃至于民主革命的过程，另外你知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人生——从20岁左右一直到40岁左右——非常强烈的冲击，或许你比较能够体会，当我阅读韦伯的时候，我所呈现的韦伯，其实真的不是我冷静客观的研究的结果，更不是我泡在图书馆多少小时几天几夜几星期几年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一种迫切的需求。

是什么样迫切的需求？因为我必须要知道：个人到底应该要如何思考社会。

稍微回到少年时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那就是——

你思考这个社会，不管你再怎么聪明，不管你再怎么了不起，抱歉，你是一个人。可是当你在思考社会，尤其是你是想要改变这个社会而去思考社会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感觉到这中间巨大的差距。

所以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念头。上了大学没有多久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学社会学，我觉得这是一个让自己有这样一种底气，可以往这个方向继续去思考、继续去行动唯一的一种方法。

那个时候虽然我念的是台大历史系，可是我很多的时间都不在台大。我人在哪里呢？我人在台北近郊的另外一所大学，叫做辅仁大学。我常常要去辅仁大学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在辅大念企业管理系，我常常因为台大历史系的课程以及台大的学风，我不需要经常待在学校里，我也不需要经常到课堂上去上课。所以早上起来，有时候就起心动念，算了，就陪着女友，搭了公交车，然后就到辅大去。

到了辅大，我当然不会去上课，我就一直耗在他们企管系所属的有一个其实还非常不错的社会科学图书馆里。那个社会科学图书馆里有非常完整的现当代社会学的藏书，我就在那里读了大量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这些人的社会学的著作，这是当时两位社会学的大师，而且他们是属于叫做“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的理论大师。

可是我读着读着，越读越多，一方面，觉得自己学到了一种扎实的分析社会的视野跟方法，当你遇到了一个社会现象，你要去看在庞大的社会结构当中，这样的一个现象该如何放置进去？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比任何单一个别的社会现象要来得重要。去拼凑刻画出一个社会结构的图像，是社会学家重要的任务。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你没有办法评断，甚至你连描述都很困难。

然后你要如何评断，你要如何描述，另外一部分就进来了。那就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如果你找到了它在结构的特殊的位置，它就发挥了在这个结构运作的过程当中，作为一种社会机制里面特殊的功能。

所以社会学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结构给画出来，然后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去弄清楚它的功能。

可是这样学社会学，跟我原来所想象学了社会学是为了能够改造社会，就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冲突。

最大的冲突是，用这种方式看社会学，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它都一定在这个社会里面扮演相当的一种功能。但我越读越觉得不舒服，因为这样想来想去、看来看去不就等于黑格尔经常被误解的那句话吗？“凡存在者皆合理”。

是，这不就在合理化现状吗？任何之所以在社会上面能够存在的现象，就是因为它有功能。因为它有功能，所以好像它就本来应该在那里，不应该被拿掉。所以这样子所产生的一个社会的图像，几乎必然是一种静态的，而且必然是保守着。

虽然塔尔科特·帕森斯他特别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再地不断地说，有社会静力学，有社会动力学，这是从孔德那里一路延续下来的。但是读来读去，这真的不是我心目当中，我为了要改造社会，我要去了解社会的一种方式。

但是有一个好处，在音频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塔尔科特·帕森斯是马克斯·韦伯德文著作最重要的早期英文版的翻译者。塔尔科特·帕森斯他的社会学的概念有很大的一部分承传是马克斯·韦伯，所以读塔尔科特·帕森斯很容易就接触到马克斯·韦伯。

于是我就接着读了那一本《From Max Weber》，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本韦伯的选集。这一读尤其是读到那两篇重分量的演讲词《Politics as a vocation》以及《Science as a vocation》，真的是开展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在开展视野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我产生最大的冲击，那就是“悲观之为用”。

首先，以前在看待这个社会，当你义愤填膺的时候，你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说要去分辨，在看待社会想要改变社会的时候，有乐观的方式，也有悲观的方式。

可是韦伯他真的就是太悲观了，他的悲观贯彻在他的整个人乃至于他所有的社会学的概念跟社会学的研究上。所以你读韦伯不可能不感觉看到他那个大胡子的照片，你就觉得这个人眼睛是忧郁的，他的表情是悲观的，我们不可能忽略韦伯的悲观而能够认识韦伯，而能够进入到他的社会学的世界里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悲观的韦伯却告诉我们，首先在社会思考上，悲观是一种责任。因为悲观，所以看到未来你不会老是脑袋里面充血，然后只想往前冲，这个把它打掉，这个把它改掉，我们在这里搞一个革命，我们在那里弄一个政变，我们应该拿到权力，拿到权力之后我们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觉上这就是我们一般，如果你想要改变现状，推翻既有的模式的时候必然的反应。

可是这样的一种悲观和我一路学历史、读历史就有了重合之处。因为我们研究革命史，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悲观的态度和几乎是所有的革命者都不一样。革命者必然是乐观的、昂扬的，但是也就是来自于革命的这种冲动、乐观、昂扬，相信自己当前所使用的手段，相信自己是对的，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对的世界。经常革命之所以变质，革命之所以到后来转头酿造成为灾难，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过度乐观。韦伯的悲观在这里就产生了一种真的令人不得不冷静下来的一种对质。

其实如果大家曾经听过在《八分》节目当中我和道长的对话的话，我想特别补充说明，我完全了解道长的悲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悲观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不知道悲观是怎么一回事，我是没有资格跟大家讲韦伯的。

但是也有人听我在跟道长对话的时候，就吓了一跳，因为我明白地说我比文道要来得乐观。我和道长在这一点上的确有所分歧，因为我还有另外一种态度，我不得不坚持，我不得不凸显，因为我知道这句话，希望大家也听过，也曾经思考过，那就是：

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

这么长久以来，在看待社会的问题，看待社会现象的时候，我始终习惯站在弱势者的角度来看。弱势者为什么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如果一个弱势者，一个被欺负的人，一个已经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的人，你还悲观，那也就很容易使得你的悲观的态度变成了逃避的理由。你就说，这是没办法改变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不可能带来任何的改变。这不就是因为悲观，所以被动地接受所有不合理的待遇？

这又回到刚刚为什么要特别讲那两本小说，因为那两本小说里面就记录了我所曾经经历过的，也是我所曾经见证过的——这要分成两段：

一段是我经历、而且我见证的，在台湾我所认为的不对的那样的一种政治的结构、政治的运作，它的的确确被改变了。

可是又有另外一部分则是记录在那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原来兴冲冲地跟所有这些同志一起努力，可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也会看到我的同志们，他们原来抱持理想，他们原来坚守原则，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被现实尤其是被利益的诱惑给改变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学会了一定要有这种平衡。这个平衡最简单来说，那就是尽可能保持让自己随时都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这才是我始终不变的一种生命的立场跟态度，也是我在呈现韦伯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我最在意、我最坚持的重点。

“迷雾下山”在这份留言里面讲到了一句话，我还得再更进一步地解释。他说，我的自我强大，所以使得我能够选择走这样一条路。我的自我强大吗？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应吧。

希望听友当中有很多人知道李敖是谁，如果你还不知道李敖是谁，或者是你对李敖一生的主要经历不熟悉，麻烦你花一点时间稍微查一下。如果你稍微知道李敖，另外有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问马家辉。马家辉一辈子崇拜李敖，当年在他19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崇拜李敖，所以才使得他离开自己的家乡香港，决定到台湾念书。

李敖绝对是一个自我强大，生命力最强大的其中少数、惊人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惊人生命力的、强大的典范，可是即便是李敖，我都要说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曾经在北京的一个活动当中，也是道长主持的，和焦元溥、李如一两个人一起参加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故事，那也是看理想的活动。李敖80岁的时候，写他的八十自述，里面有一段非常奇怪的文字，他先讲了驯兽师的故事。

驯兽师，大家应该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在马戏团里为什么要驯兽？当然面对的都是猛兽，所以就是说都是猛兽。驯兽师当然有他们的技巧、技能，有他独到的能力，他才能够驯服猛兽。所以驯兽师经常是世袭的，爸爸教给儿子，儿子再教给孙子。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驯兽师突然闯进狮子笼里，马戏班里的狮子笼，好几头狮子在那里，驯兽师像疯了一样，挥着他的鞭子，把每一只狮子都逼到台子上。接下来叫每一只狮子把嘴巴张开，狮子把嘴巴张开，他就把头探进到狮子的嘴巴里。这当然很像是马戏班里常见的表演，演出的时候，你看，驯兽师把头放在狮子的嘴巴里，狮子都不敢咬他。但是不对，因为这不是在表演，然后他竟然是一只一只狮子都这样探进狮子的嘴巴里去。

于是就有人好奇忍不住问他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道这个年轻的驯兽师说什么话吗？他说，我在找我爸爸。

你听得懂吗？你知道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再怎么样有经验，你要知道这是代代相传——所以是老驯兽师干这一行几十年了，经验丰富，跟这些狮子相处了这么久，很有可能他终究还是被狮子给吃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李敖接下来非常奇特地，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80岁，他突然在他的八十自述回顾，他说，我小的时候，我最想做的就是驯兽师。

我们从来不知道李敖的梦想是要当一个驯兽师，可是如果他梦想当一个驯兽师，为什么他讲的驯兽师的故事，是一个老驯兽师终究还是被狮子给吃了？所以他接下来有他的议论，可是这议论当中表现了非常少见的李敖的感慨。

他说，什么叫做驯兽师？驯兽师明明他比一头狮子，更不要讲说笼子里面好几头狮子或者是一头大象，或者是一只老虎，他的能力都要小得多了。换句话说，这些野兽这些猛兽随时可以把他吃掉。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驯兽师那么了不起？不就是因为这样吗？驯兽师绝对不可能是在物理的能力在这个条件上能够胜得过猛兽，但是他竟然能够让猛兽听他的，要站到台子上就站到台子上，张开嘴巴就张开嘴巴，叫你不准咬我，你就不敢咬我。凭什么？为什么驯兽师可以用这种方法驯服猛兽？

所以我们看，随时都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李敖的生命力这么强大，当国民党统治台湾，国民党拥有这么巨大的各种不同的可以把人关起来，可以迫害人，可以用各种方法整肃人的巨大的政治机器，李敖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可以变成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想借由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很诚实地回应“迷雾下山”，我没有什么强大的自我，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不得不走，不得不选择的一条路。也就是很多时候，正因为我对这个现实，一来我有不满，二来我有理想，作为一个个人，我凭什么我有不满，凭什么我有理想，凭什么我还想要去实现我的改革的理想？

我一个人我能干什么？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告诉大家，真的非常的诚实，非常坦白，很多时候我必须找各种不同的方式“狐假虎威”啊！

你明明没有那么大的生命的能量，你没有那么强大，可是你不能够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候，你就示弱。这是倒过来，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握有权力、当你有影响的时候，你却反过来必须要悲观。

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弱势者，你要怎么办？你就是必须要狐假虎威，虎威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虎威愿意被你假借，你可以走在他的旁边，或者是走在他的前面，让其他人怕你，让其他人敬畏你呢？什么是我的虎威？

我的虎威分成两方面，这也跟韦伯是有关系的。想要告诉大家，一种虎威，就是像马克思或者是像韦伯这种如此聪明，如此有洞见，而且懂得用这种方法来表述他们对于社会的分析跟想法的人。于是当我想要更进一步地认识这个社会的时候，我就把马克思搬出来，我就把韦伯搬出来。

不是把他们当做标准答案搬出来，而是借由他们，让我可以有信心说是，我应该来看一下，在当前现在的状况底下，我们的阶级关系是什么？我应该要看一下，在当前的状况底下，我们的官僚体制、官僚体制当中的工具理性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这样有限的生命的力量、有限的智慧能够想得出来的——是马克思给我的，是韦伯给我的。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狐假虎威”，那就是倒过来弄清楚，别人拿来控制你、威胁你的，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你要真正地去弄清楚，例如说有人拿他赚多少钱，他的银行户头里有什么样的数字来压你，你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压迫感的时候，你怎么办？

一样，你就回到马克思。你从马克思那里或者是你从韦伯那里，借由他们的帮助，你把货币想清楚，你把人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想清楚。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原来你那么害怕，当人家拿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好像老虎在你面前狂吼、大吼，吓得躲到墙角——这个时候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这是一只真老虎吗？不是，其实它的真面貌一旦露出来我们就明白，第一，也许这个老虎根本就是一个纸老虎，它是一个被错误的眼光用各式各样的奇怪的灯光打上去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幻象。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当我们面对某一些权力，我们以为这些权力会用来对付我们，如果你真的可以想得更清楚，你就发现其实这种权力是应该要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所以本来你会害怕的老虎，这个时候非但不需要害怕，只要你不要被骗了，你就可以把它拉过来，它反而变成了你把所有的一切看清楚、分析清楚，更进一步从这里得到勇气，让你可以去追索，让你可以建立从自我到社会的一种理想图像的资源，乃至于让我们愿意往前走、去实践这样梦想的力量。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