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是骆以军。今天为您说的故事是《蛇》。

这是一个年轻时候长得很美的一个大姐，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屋跟我说的故事。她说有一回她父亲的部队，就国民党的部队还在大陆的时候，开跋到湖北一个农村，上头突然要他们就地驻扎，等候下一步命令。几千个穿灰布军装的兵们，散在那片战火凌虐，勉强秋收后一片灰败的荒地上像从天上飘坠的枯叶，落地后向周围碎土、小石粒、野草茎四窜串盘的小小蝼蚁。

她父亲和五六个兵溜进一类似祠堂的地方，但这祠堂早已人去而空无，窗烂瓦破的脏污。有个家伙不知去哪儿弄来了一坛白酒，几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便躲在那隐蔽处胡喝起来。在那所有人脸变红彤彤，一个和野外行军光线印象不同的、模糊窝坐在一坨坨影廓，里头有个文书。

她父亲说即使过了40年，还是清楚记得他的脸瘦削苍白，沉默寡言，整个人说不出和其他这些浑身羊骚味，疲惫无尊严的脏污小兵们不同的文气，就是稍干净些。兵们其实有点像牲口，对这格格不入，坐在他们之中，一道拿破碗喝酒的读书人也无能言说其不自在，人绝食干粮如草料，也不谈论未来的命运，或从前老家热坑头，或媳妇的奶香。那天文书或也喝欢了，突然把碗搁地说：今天有缘，我露一手给你们瞧瞧。她父亲那时也喝懵了，记忆中不确定屋外是黄昏，或已天黑，他们一旁点起油灯，所以影影幢幢像偷闯进别人的梦一样神秘。

那人接下来的动作不大，但都带着一种线条如水流的摇晃波动感。只见他从怀里取出一张纸签，原来是一个小纸团，他把它摊开，用手指蘸碗里的酒，在那纸条上胡乱写的一些咒文之类的东西，然后将小小纸符就着油灯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