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张爱玲》，今天是二十六期。

上次讲到，张爱玲通过她的散文，第一，表达了她的小市民的趣味，跟小市民的历史观；第二，表达了她的文学观，不是想讲斗争、讲飞扬，而是讲稳定，和谐的人生的底子。

 

她也讲了一个很有现实……我们今天都要碰到的问题，就是你怎么面对读者。张爱玲她在散文里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方法不外这两条：第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概括得真是非常精彩。“说人家所要说的”，其实就是后来的革命文学、主流文学，替群众说话。“说人家要听的”，那就是通俗文学、流行文学，投大众所好。

张爱玲也有点偏颇了，她对当时40年代的文人讲阶级斗争，她觉得这是“男人病”的一种。明明是不同的社会政见，张爱玲就马上联系性别差异，暗示背后的性别战争。

那么要是说人家要听的呢？张爱玲说：“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

意思就是说，你是为了读者，迁就读者，我写小市民，我写他们的庸俗，我自己觉得很高，我从上往下看。

张爱玲的说法，是你这种写法，一开始就错了，失败了，你不站在小市民的立场上。

但是张爱玲真的就是小市民吗？当然不是，但她能够写，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她好的散文很多，她的《谈女人》《私语》。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篇叫《谈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