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阳货篇》里有孔子的一句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的概念下或者是历史上解释《论语》的中国论述里，从来都不是问题。中文理所当然就是认为，教育小孩的过程当中，要教他去多认识一点这个世界，多认识自然世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让他知道虫、鱼、草、木、鸟、兽，让他多识于虫鱼草木鸟兽之“名 ”。

在中国的传统下，“名”比“实”要来得重要，后面预设了名和实是彼此相符的，没有名实不相应的问题，名比实要来容易要方便可以学习可以掌握，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这样的偏斜。

这样的预设让中国后来要跟西方的科学知识接轨的时候，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不管是从教育的角度，还是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西方不是这样的。

在西方，名和实之间的关系历来一直都是大问题，这是哲学思想知识教育上的大问题。

西方思想的底蕴有一个很重要的二元论，比心物二元论更早，更基础的是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

让我们回到西方思想的源头，回到古希腊的哲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大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认知这个世界，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进一步的我们要如何去整理这个世界。

为什么柏拉图变成西方思想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位大师，其中一项是他提出了让后来的人很难摆脱的根本的说法。柏拉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是现象，然而人无法依照现象追寻现象去认识世界，因为现象太多太复杂了——要认识人，你能够认识所有的人吗？不要说今天这么多人，就说那个时候的雅典，你能够认识每一个雅典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