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我们上一讲讨论职业精神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同的国家在定义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好记者上，甚至在定义什么是新闻上，都存在不同的标准。同样，不同的国家在新闻管理制度上也存在差异。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这些差异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的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过。1956年施拉姆、西伯特、彼得森三位学者撰写了一本名为《传媒的四种理论》的书，现在它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经典。在这本书的开头他们就提出了三个问题：传媒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它的表现形式存在极大的差别？

施拉姆等三位作者认为，要回答上述问题，关键是了解这些制度后面的基本信念和假设是什么。而在所有观念中，最关键的就是哲学。所以他们认为制度的差异，归根到底就是不同传媒制度背后，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的差别。

这本书把欧洲与北美地区的媒体背后，隐藏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分成四种：威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不同制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