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史语所派黎光明去做调查任务，然后他带回来的东西是因为不符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被丢在一边？

因为我们一直认知，比如说像傅斯年他是一个还蛮尊重科学的人，比如说调查回来就是这样的现实，他是不接受这个，还是说他需要一套叙事在当时去证明中华民族、或者说他有团结的需要，所以“为了要得到我想象中的结果，才派人去做这个调查”，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合适的？

其实我自己作为史语所的一个成员，我也在思考我们所的前辈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以黎光明的报告来讲，它不符合人类学的典范的，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人类学研究的是一群人，但是黎光明的报告里面，他描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也就是说个人在人类学的这种典范里面会被忽略掉了。

还有就是个人的特性，每一个地方的特性，在人类学里面也刻意地忽略了。但是因为黎光明他没有人类学的训练背景，所以他会注意到个人，他会注意到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一些现象，他都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从这样一个观点来讲好了，人类学是一个有组织、有规范的一个学科，它会问一定的问题，会关心一定的外在的事物。所以一个受了完全训练的人类学家，到了田野里面去，他会去看他的学术要他看的事情，他会去记录人类学的训练要他记录的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类学家的眼光反而是狭隘的。黎光明他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看到任何有趣的，他都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他的眼光反而很宽广，即使里面带有着非常多的偏见。

但是以我们今天的学术的方法来看的话，偏见本身是一种密码，把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像他那样子的一个被时代创造的人，就好像镶嵌在他的文本里面，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这些偏见、这种嘲弄，开玩笑的文字，完全不合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字，透露给我们更多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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