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翟志勇，欢迎来到法律通识的第三季《文明的刻度：法律简史30讲》。

中国在清末变法改制时，曾发生过一场“礼法之争”。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认为，新法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其不能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则坚持认为，既然要变法，就要原汁原味地移植西方法律理论和制度，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法律。

比如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无夫奸”，也就是一位未婚女性或寡妇与他人通奸时，要不要定罪处罚？礼教派认为这种行为伤风败俗，必须严加惩处。但法理派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这场“礼法之争”的短期结果是，法理派作了有限妥协，但从长期来看，礼教派的主张最终全部被清除出现代法律。

其实所有法律现代化中的后发国家，在移植其他国家法律时，都会产生类似的争论，那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法律？最终的结局大多也跟中国一样，传统法律先是被有限地保留，但慢慢又被清除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原因或许在于，人类法律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已经不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法律自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原理、概念和规则，我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真理，而非抱残守缺。

对于这个问题，今天作为我们移植模仿对象的德国法，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说明。德国在法国大革命后抵制法国法，但并未因此回到日耳曼传统法律，而是回到了罗马法，结果创造出比法国法更为发达的现代德国法律体系，日后成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是全球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德国当年是如何抵制《法国民法典》的？又是如何通过复兴罗马法来再造德国法律的？正是德国的这场法律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下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