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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大致地介绍完了黎光明、王元辉他们交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这份报告，以及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跟随着他们的脚步看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在松潘、汶川这一带访问这些当地的土官、头人和寺院，以及他们一些非常主观的报道。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第二部分做一点总结。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部分是介绍了黎光明、王元辉他们怎么样出川读书，怎么样后来一个人进入了黄埔军校，另外一个进了中山大学，同样的都是南方的孙中山的阵营。然后在北伐快要成功之前，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时候，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等这种过程，所以整个第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大时代背景之下，黎光明、王元辉在川西的这种考察里面很细微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今天在这一部分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他们在川西这些藏羌地区考察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我想从一个地方着手，就是“民族”跟“国民”的概念。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那是有一个很大的时代变迁，我们也知道（后来）是新的中国的建立。这个时代变迁的背景，事实上是欧美的殖民主义民族国家，他们在全球性的资源掠夺、扩张。也就是说，他们以民族来建立一个国家，然后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推演，就是讲一个民族国家就像一个生物体一样的，生物之间是竞争、适者生存，所以生物要扩张它的栖地、扩张它的资源，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生物本能。

所以这些所谓的民族国家就从全球开始掠夺这些资源，把别的国家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国在当时在清代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的殖民国家全球扩张的阴影之下，一方面就非常的震慑，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团结，因为我们没有民族，没有民族认同，你看他们有民族认同，所以他们就可以来侵略我们。

还有我们如果不进步，我们在这个物竞天择里面就会被他们淘汰掉，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

就在这种的时代潮流之下，这两个概念同时来到中国，一个就是国民的概念，一个就是民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