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倒霉人生生活指南”，我是袁长庚。

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正片内容的最后一讲，也是第四单元“个人与大时代”部分的最后一讲。

我们这个单元总共有三期内容，所选的三份文本记录的都是在瘟疫或者战争这样的极端状态下，个体如何挣扎着维持尊严。这三份文本之间，就其力度而言，有一种逐渐增强的趋势。

《鼠疫》当中，里厄医生跟病魔争夺生命的策略是坚守自己作为医生的本分，把抵抗转化为一种技术性的立场和实践，暂时搁置对于意义和道德问题的讨论。到了《动物园长夫人》，妻子安托尼娜在守护家人和动物园之外，把小洋楼建设成为帮助犹太人躲避纳粹屠杀的方舟。我在讲述中分析了这种“照护者”角色的意义。在照护的视角下，安托尼娜已经不再满足于防御式的自我保全，而是要“多做一些事情”。这里的“多”是指，沿着生命历程的脉络逐渐扩张，忠诚于跨域身份和物种的团结，以一种“爱”的逻辑成全自我之外的其他存在。

不过，在《鼠疫》和《动物园长夫人》之间，存在另外一层意义上的联系，我们不难发现：里厄医生和动物园长一家要保卫的生活，都有明确的地域界限。对于里厄来说，或许拯救那些生命，就是为了维持记忆中的“奥兰城”，在这当中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或许可以理解为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保卫乡土”。

这一点对于园长一家更是不言而喻，他们在战前精心运营一个动物园，在战争期间营救犹太人，这都跟他们对华沙这座城市的热爱有关系。尤其是在救人这件事情上，他们之所以不会接受纳粹“非我族类”的逻辑，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族群身份能够高于生活共同体。换言之，我们都是“华沙人”的认同比“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身份区分更为重要。我们或许互不相识，但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早就在无形中成为了某种共同体，身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有义务保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