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宋代的理学，很清楚地形成了两个不一样的派别，一个是“朱派”，另外一个是“陆派”。

而陆象山这一派强调“明心见性”，这明显受到了佛教禅宗启发，在学问与修养的路数上，属于“顿教”、“顿派”，而不是“渐”教，相对的，陆象山这一派不强调不重视累积的作用。其核心关怀在于人的自我领悟超升，这对于如何理解自我，如何处事自然是有它的好处和作用，但在做学问上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这方面，“程朱”相对强调“工夫”，也就是长期的训练培养。而且“程”与“朱”之间又有重要的差异。讲到“工夫”，程颐都落在道德、德行、与伦常相关的行为上。到了朱熹则予以扩大，将万物现象都纳入“格物致知”的范围内，要格尽天下之物，穷尽天下之理。

陆象山的态度很简单，认定追求知识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为了“明心见性”，也就是回归道德自我的发现，那样的追求，是有终点的。相对地，朱熹的知识学问追求，却没有这样明白的终点，他无法、也不愿意讲清楚人到底是不是能够借由格物到达透彻掌握天下之理。在格物过程中，到底是要研究一百件物，还是五百件、一千件，才可以得到通透的“理”呢？还是要研究完所有天下之物？“物”与“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陆象山有很清楚的答案。不同的物都通向同样的理，所以依循不同方法、不同的途径去“格物”，只要是对的认识与体悟，到头来就会得到同样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超升的作用。知识、学问只是“明心见性”的手段，得到了目的，我们就可以不必理会，也不应该持续执迷于这些手段。

然而朱熹的道理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方便，他主张的毋宁是，人要一直在格天下之物的过程中进步，但不确定是否有进步的最后终点。他没有明确的终极答案，比较关切是强调如何检查自己的进度，肯定自己是在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