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的末年所发生的最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民间普遍军事化。而朱元璋也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代表了其中的一股势力，他遇到了朱升。

朱升建议朱元璋“缓称王”，也就是看到了当时到处有人称王的乱象，那是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在这样的元末大乱中，其实原来先是起于灾荒现实。 要到后来才有了“杀鞑子”，才有了汉人和蒙古人之间的民族主义冲突。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实在什么时候出现，开始发挥作用？主要是南北“红巾”竞争底下的策略产物。韩林儿领导的“北红巾”比“南红巾”有更坚实的宗教基础，也有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为了进一步彻底压过“南红巾”，所以就加码抬出了宋朝皇室的权威。

刘福通等人他们的主张是：具备宋朝皇室身份，就一定会比徐寿辉或陈有谅更有资格当皇帝。这样的一种高度身份约束思考——当过皇帝的人家子孙才有资格当皇帝——事实上是和元朝长期执行的“身份制”统治有着密切关系的。从宋朝皇室的身份延续，才能够进一步挑激起汉人与蒙古人的身份区别，才使得汉人民族情绪成为元朝灭亡的一大因素。

然而民族主义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和民族主义同等重要的，还有元朝因为地方分权所造成的问题。对付区区的“花山贼”必须动用“三省拨兵”，而且竟然还解决不了。从当时的实况来说，那就应该是：正因为是“三省拨兵”，所以连小股反乱势力都解决不了。

在地方分权下，朝廷无法统筹，只要是跨行省的事务，就只能交付地方共同处理，因此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窘，毋宁是必然的。“三省拨兵”谁会要多拨多承担呢？表面上看起来，“三省拨兵”如此郑重其事，在没有稳固统筹的情况下，“三省”联合在一起就失败了，于是传出去就变成了：“连三个省的军力合在一起都拿他们没办法！”其实，如果不要“三省”联合行动，由一省单独处理，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明史·陈友定传》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