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朋友你好！我是李炜光。上次我承诺说要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三十年之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有趣，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观念的产生都会是有趣的。我们的问题是，“三十年之通”这个逻辑当初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又是怎么应用到治国实践当中去的，我们今天研究它意义何在？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我愿意尝试一下。计划分三个问题来谈。

“三十年之通”，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就是以三十年为一个虑事周期——通盘考虑、妥善安排。我第一次见到这条史料，眼睛在这个“三十年”上停留了好一阵——为什么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而是三十年呢？按说执政者最关注的是眼下——现在该怎么办，有必要考虑30年之前那么久远的事情吗？

其实，周人没有说错，即使是现代国家预算，也需要参照历史经验，具体多少年，似乎也没有严格规定，但二三十年总是有的。二三十年的经验，对于编制一个稳健的、合宜的国家预算是必要的。这并不奇怪，国家的制度建构，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试错和磨合的过程。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开拓者的周人，他们最初是怎么发现这个“长时段经验”的奥秘的？

以往学者们面对这个问题，一般的解释是，那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收获的数量不确定，所以要事先做充分的物质储备。粮食问题涉及共同体的公共安全，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绝对安全。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总觉得不够，还应该另有原因，可能有什么事是周人必须面对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通过阅读文献，我得出了一个初步印象，即此时的周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与殷人相比，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说，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完成了一次升华，而“三十年”概念的萌生，正是跟这个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