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小兵。

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王鼎钧先生“回忆录四部曲”的最后一部，《文学江湖》。

《文学江湖》这本我是最早拿到，但是要到比较后面才读的，因为当时我以为这本书就像齐邦媛老师的《巨流河》一样，只是写他的台湾经验，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结果后来一翻、一读，这个书确实特别有意思，有很多对于1949年以前一些事情的反思、思考，也有对当时台湾一些政治经验、政治治理，也就是特务统治的观察、比较，其实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地方。

《文学江湖》这一部分，里面讲到台湾文学的状况，讲到台湾的政治，我读了之后特别有感触，写一篇文章给广州的《随笔》杂志今年发表的，我选其中一个片段给大家讲一讲。

鼎公24岁的时候到了台湾，在基隆上岸，用笔杆叩开台湾之门，第一次投稿就没有被拒稿，用了五十几个笔名，每篇文章都可以发表，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赚钱养活家庭。后来因为写作能力比较强，进了中广公司做资料员，要他写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比老编辑写得还好，就这样成为正式的编辑、员工。后来他又去了《征信新闻报》，也就是《中国时报》的前身。

所以，《文学江湖》是一个触角繁复、纵横捭阖的回忆作品，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鼎公对于宣传体制和文化的洞察，以及个人在秘密警察持续骚扰下的生活精神状态，构成了一明一暗两条相互呼应的线索，贯穿了鼎公在台湾的三十年岁月。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国民党要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上输了，近因才是政治、军事。在鼎公看来，当局对宣传认知极为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