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个活动要到纽约去，我就给鼎公写信约见面，鼎公答应了。

因为之前他回忆录的责任编辑、我的好朋友给他介绍过我，鼎公看过我的文章，所以也愿意跟我见面，我真的很高兴。他写信的时候还特别提醒我说，唐先生，到了纽约，千万注意你钱包的安全，纽约的小偷特别多、特别厉害，他会订一个餐馆，是一家在法拉盛的湾仔海鲜店。

那天我去的时候，鼎公已经在那里了，跟他夫人在等我。他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八、一米九，腰板很直，那时候他也九十多岁了。跟他见面聊天真的非常亲切，跟他在聊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跟旁边的人说说话，比如他夫人说话，我就回应。

我记得那时候我问他关于写作的问题，因为我那时候知道回来之后要教写作课，所以我特别问鼎公写作怎么教、能不能教，因为有些人说天才作家不用教的，一出手就不凡，像丁玲写《莎菲女士日记》一样，而有些人比如沈从文就觉得当然是要教的，一辈子就靠不断地写习作后来成为大作家，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径。

正当我在聊天过程中搭话的时候，鼎公说，唐先生，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在跟你聊天的时候讨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老是要开小差，东张西望跟其他人说话？其实也不是教训我，就是很认真地讲了一句话，当时我感觉像当头棒喝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人们总是觉得在一些场合里面要顾及其他人感受，但鼎公觉得，我在跟你很严肃地讨论一个问题，你却心思到其它地方跟其他人搭话，好像是出于礼貌，但其实会对他这个问题讨论不够深入，会有影响，所以他就很严肃地批评我，所以对我影响非常大。

想想我们身边、我们生活中的人，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鼎公他的专注、严肃，让我非常受触动，一个人的专注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天是一个专注力高度不集中的时代，注意力高度分散的时代。我想起二十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讲“注意力经济”（那个时候讲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太多的感受），什么叫注意力经济？注意力跟经济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