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李浴洋，欢迎收听“文学的现代中国”。

1966年9月3日凌晨，翻译家傅雷写下遗嘱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家中投缳自尽。那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傅雷夫妇在经历了四天三夜的抄家之后，决定以死捍卫自己的尊严。

“作家之死”在文学的现代中国屡见不鲜。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也分享过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故事。

但在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作家的数量却超出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自杀作家的总数，其密度之高、惨状之烈，令人触目惊心。 傅雷、老舍、邓拓、吴晗、以群、闻捷、杨朔、翦伯赞，等等。他们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中纷纷选择自杀。而他们的自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严重的挑衅，叫做“自绝于人民”。

在自己家中自杀的傅雷夫妇，在公安局的死亡档案中就被定性“违反治安管理人”。 此外，“文革”十年以其他方式非正常死亡的作家，还有一份更长的名单。这是文学史上的“至暗时刻”。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作家不再以他们的创作，而是以他们的不能创作甚至不能存在，见证了时代。傅雷正是千千万万受难者中的一员。这就是1966年的意义。它关于文学，但更关于整个国家、民族，整个中国文化，以及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这就是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傅雷1908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在教会学校就读，1927年前往法国留学。那时中法之间的航程需要四十天左右，傅雷在船上洋洋洒洒地写信，每一封都是一篇美文。

15封长信汇成了他的《法行通信》，不仅在国内发表，还被曹聚仁收入了《名家书信集》。此后终其一生，书信都是傅雷钟爱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