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中，为了要让我们可以看清楚明朝的结构性问题，他用了一整章来写海瑞。讲到从史料看，明朝官员之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穷乎乎地只靠薪俸过日子，没有其他收入，他去世时所有的财产只剩二十两，还不够买棺材办丧事。

海瑞是个怪胎，坚持要名实相符，所以他在明朝官场环境中就惹了很多的麻烦。朱元璋特别告诫官员“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然而到这个时候，明朝京官的俸禄只占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

官员的其他收入有“常例”，也就是任何一笔公家费用经过了他的衙门单位，就会有一定的比例被扣下来。和国家租税有关的，不管是物资或银钱，都有“耗”或“火耗”。“耗”就是运送过程中的损失，会按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的比例扣除，不用继续上缴。“火耗”原先指的是碎银化零为整、镕铸过程中会有的损耗，但后来根本不管需不需要重新镕铸，就算是整锭整锭的银两，也同样扣下“火耗”，进入到官员的私人口袋里。

很明显地，“常例”高低取决于有多少公款、公家物资会经过你的单位，于是官员之间就有强烈动机彼此结交，好安排、影响这些款项或物资的流向。尤其是有“常例”、有“火耗”的，通常是地方官员，但是在朝廷上有比较高的影响力，可以决定人事变化的却是京官，京官没有“常例”和“火耗”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怎么办呢？会由地方官员制度性地把钱，把礼物送给京官。

于是，也就表示官员都被纠结在这样一套制度性的贿赂行为当中，而且在这样的官场上，人际关系远比官僚规范重要得多。同样的一个职位，随着不同人创建的不同人际关系，可以有千千百百种不同的做官方式，也就有千千百百种高下差别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