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从小喜欢到处跑，识字时有印象的第一本儿童读物是《南极的故事》，那时就崇拜别林斯高晋（这本译自苏联老大哥的小书把发现南极完全归功于这位只是远远眺望过南极冰架的俄籍舰长），后来又向往徐霞客。

下乡插队时我曾从广西边境步行到贵州，结果在第一个县城（册亨县者楼镇）就被当做“盲流”抓了起来，知道了什么叫“强制收容”，所以后来也特别理解孙志刚们的悲剧。1978年我作为一个农民在铁路中断的情况下自费坐飞机去考研，在那时大概也算是奇闻了。

我那时不仅去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不少城市和大学，还去过缅甸、老挝、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穷乡僻壤以及都市贫民窟。

在沙捞越诗巫郊区的一个角落，我不仅见到了当年“猎头部落”的长屋，还拜访了“北加共”游击队坚持到最后的几名骨干。

在柬老边界的蒙多基里和阿速坡，我看到当年胡志明小道上丛林里的苏联萨姆导弹发射场。在基里隆山口附近的村庄里，我和一个当年红色高棉派往哈尔滨学开轰炸机的柬共老兵交谈，他当时正带着村民抗议附近的中资工程。

在缅甸克钦邦“新民主军（DNAK）”基地板瓦附近，一位老人向我讲了他从“克钦共”到缅共、流亡贵州又回来干革命、缅共瓦解后又从DNAK转投克钦独立军（KIA）的复杂经历。

在厄瓜多尔考察期间，正碰上推翻古铁雷斯总统的“革命”，我和广场上的静坐学生进行了交谈。……

2017年我从清华大学退休后成为自由身，除了以独立学者身份继续进行学术旅行外，也从此可以进行“非职业”的自由旅游了，同时我也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驴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更是在国内的天南海北、国外的五洲四海跑了许多地方，而且以自驾和自组兴趣团的方式，去了很多传统旅行团不去的地方和路线。

疫情期间，城市封控我们就钻山沟，远郊野长城、柴达木无人区和独龙江畔密林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在怒江峡谷到过传说中“小花梅”的家乡、在巴山深处看到石壁上刻下的“武装保卫苏联”的红军标语，还到巴山巫峡老林去探访过茅庐山、老木孔、黄草坪等清初李自成余部最后的覆灭地。

疫情前和疫情后，我们更是在当时相对开放的环境下周游世界。在圣诞前夜的巴黎街头，我们遇到“黄马甲”的激烈示威，第一次被警察的催泪弹和辣椒水呛得狼狈逃窜。

在塞尔维亚的桑贾克穆斯林区，我们在206号地区公路自驾，竟然沿这条科索沃战争期间偷运军火的小道，不知不觉就未经口岸而穿越到了科索沃，以至在游历完毕离开时因为没有入境记录而受到黑山边境海关的盘查。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我们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走访了阿莱芒等四个贫民窟，不时看到不久前因为举办世界杯赛整顿治安而进驻贫民窟实行“和平行动”、与“黑社会”进行了几天枪战的海军陆战队，四人一组手扣枪机的沿街巡逻，而在这片以前警察进不去的地方，政府的贫民医院、公立学校和NGO与教会办的“贫民窟大学”却一直正常运作。

在罗马的一处政府拆迁区，我在当地一个支持穷人的左派NGO安排下亲身经历了一次“无家可归者占领空屋”的法律“擦边”行动。从而理解了欧洲为什么不能有“基建狂魔”。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区一家博物馆一处锁闭的门外，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当年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坠机事件的现场和残骸，当年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就是因此事而爆发的……

我深刻地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价值和乐趣，一路上与驴友们经常进行各种问题的讨论，经常是触景生情，即兴而发，事前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准备，只是凭平时的记忆，时间地点数字等细节上的错误难免。

这种“边看边说”记录是不能当做正式的学术著述来引证的，或者说别人如果要参考，必须再进行一番资料考证。不过很多朋友都说，这种身临其境的思考也有许多书本上得不到或难以得到的收获。朋友们也为此作了一些记录。

现在“看理想”的同仁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好事。当年凯撒征战四方，留下一句名言：“我到，我见，我胜”。我当然不是他那样的军事家，更没有他那种征服欲，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我在旅行四方时也经常想到这句名言，就改一个字，叫做“我到，我见，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