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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确实遇到很大问题，体制都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到1890年前后，危机曾经一度有所缓解。

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上，同治年间发起的自强运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军事上，太平天国那类大规模军事行动减少了；财政上，朝廷可从厘金收入——就是那种针对国内贸易的商业税，从中分得一部分，海关税也在不断增长，还有阎敬铭那样的理财大臣精心打理，所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有所好转的，财政盈余曾一度达到一千万两以上。

可是好景不长，两大事件把大清逼到了悬崖边上。哪两件大事呢？

一是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两亿两白银，分八次付清，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另有威海卫驻军费每年150万两，实际支付三年，加在一起，总共2.315亿两。相当于大清三年的财政收入，这就不得不举借外债来应对。

从1895到1898年，清政府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历史学家测算，总债务规模3.1亿两，实际到账2.63亿两，最终本息经复利计算7.3到7.5亿两，大清财政由此进入恶性循环。

二是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扶清灭洋”，清廷向十一国宣战，接着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西逃，辛丑条约签订，大清统治濒临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大清启动了新政，核心是预备立宪，仿效君主立宪制，建立现代预算制度，这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说的，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会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走到尽头才有可能生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第二节）。应该说，历史曾给过清政府机会，立宪是最后一次。

紧要关头，大清是如何表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