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是英国,现在来到法国、德国,第三十六讲,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这一课,法国伟大人物一个接一个。 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博马舍、卢梭 ,德国讲到 莱辛 就结束了, 歌德、席勒 留到下一课讲。木心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一贯作风,三言两语。大家自己找了去读,都很精彩。 这一集,还像上两集,找几句话发挥一下。 个人的真相 一个是关于 卢梭的《忏悔录》 ,在第 467 页。 我不知道听众当中有没有人读过卢梭的《忏悔录》。木心怎么说呢?他说: (卢梭)文学上的位置,就凭他一部《忏悔录》。此书第一次,也是第一人,说 :“我愿完全无遗地表呈自己。”“我非常坏,你们更坏。” 我年青时相信他坦白。最近我又读一遍,心平气和。 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 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这方面,最有意思要算托尔斯泰,日记里真会老实写出一些花样。新婚之夜,也真把婚前事抖给索菲亚听,索菲亚难受死了,可是托尔斯泰还是把最该挑明的问题掩盖了。 什么是真正的真诚的坦白呢? 我的回答是 :“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我不敢说。” 只能坦白到这一层。再说,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我这样说,已经很坦白。 这段话字数不多,很决断,想来想去不好发挥。 一个是应该坦白,但不敢说。一个是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 说到这个地步确实已经很坦白。谁能走得更远吗?你能做到吗?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没有忏悔这回事。在欧洲,小规模的忏悔至今还在。我亲眼看到罗马街道教堂的小小告解室,真的有人掀开帘子躲进去,隔着小窗悄悄地跟神父说话。我相信神父那里倒是存着不少人间的真实,等于小小的人事档案。也可以总称为“忏悔录”。对神父说,是私密的。 《忏悔录》公开出版,照中国的说法是“对天下人说的”。你要对天下人暴露灵魂、无保留交代自己的所作所想吗? 木心说得很断然:不可能。 但中国人说漂亮话一点不让欧洲人,欧阳修写《司马光传》,我记得有两句话——典型的儒家话语,漂亮极了。据说王阳明、曾国藩,佩服得一塌糊涂——哪两句话呢?叫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前一句我当然相信,古代就那么点书,跟今天怎么比?做官做到司马光、欧阳修,很可能“书有未曾经我读”。第二句年轻时读到吃了一惊,那么岁数大了,阅历多了,我心里就想:哎呦,拉倒吧,“事无不可对人言”。 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就是隐瞒、说谎,说漂亮话。 诸位听听现在那些被审查的官员,深刻检讨、痛不欲生,你们相信吗?所以一切高调的表白,光明磊落,我都不相信。那是一种话术,一种语言的编织物。所以那天课上听木心这么一说,我非常痛快。 齐泽克 ,大家知道,他曾被问过一连串单个的问题。 其中一个很简单,你是谁?我们来看他怎么回答,他说: “我希望我不是任何人,我讨厌任何有关我个人的深层真相,因为我认为如果你深入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什么?全是鬼扯,我们都是。我认为本真性,不是像马龙·白兰度那样,真实地表演哭泣等等。本真性是什么呢?就是彻底承担你的伪装。” 我当时读到这段话,不容易进入,我读了两三遍,现在又读了一遍。中国人谈自己,没有这套概念和语言的。 比如“我讨厌任何有关我个人的深层真相”,你会这样说自己吗?再比如“深入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全是鬼扯”,你敢这样子说自己吗?尤其是如果你有名,在社会上有头有脸,你会这么说吗? 最后他说“所谓本真性是彻底承担你的伪装”。这句话非常无情,而且是对自己无情。如果这句话诚实,就因为它无情。 人愿意承认自己在伪装吗?而最高级别的伪装就是那句话,“事无不可对人言”,还有比语言更善于伪装的事物吗?但我们相信漂亮话,齐泽克一句漂亮话也不肯给你。 我为了练字,平常背了一堆古人的对子、对联之类的。两句诗,长的短的,一边抄一边就想,句句对仗,妙不可言,一整套玲珑剔透的自我宽解、自我抚摸,拿来写写对联倒是正合适。 十八世纪的期盼与错觉 接着第二个点,木心说 狄德罗 ,465 页: 他相信的少,希望的多。而我,我们,恐怕相反 :相信的多,希望的少。 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我不知道谁会注意后面这两句。我注意了,但不知道怎么分析。 那年我有位美院的女同学来纽约定居,带来她在芬兰婚嫁的一个丈夫。高大的、学生气的男孩,好像是专攻哲学的,聊起来我就把木心这句话说给他:“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我跟芬兰男孩只见了一面,聊了一个晚上,没想到过了两天,北欧男孩寄来英文的长信。我见过的西洋人不算多,但是个个认真。 他写了什么呢?整封信就是对木心这两句话的感慨。我就查了字典通读长信,好不容易回了一封英文信,现在全忘了,现在重提还是觉得很难说清楚。 木心的那句话“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粗略地说,我们被告知的十八九世纪是一派伟大的进步论,充满线性的希望。宗教一步步式微了,启蒙运动大获成功,科学主义昌盛,各种发明们一个接一个。 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欧美进入成熟的工业文明,开启了全球贸易和市场经济,许诺了更自由、更繁荣的未来。 左翼的这一面,由无政府主义思潮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然后创建苏联的理论准备。社会资源和第一批革命家,十九世纪末都到位了。一个曾经被认为人类历史最完美的制度和社会,在二十世纪初,1917 年,居然成功了。 如果还要算上哲学,这两个世纪出现了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 ……后启蒙时代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结结实实就搁那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十八、九世纪有理由乐观展望二十世纪。 结果怎么样?诸位或许读过 茨威格 的回忆录,他描述了世纪的交接,整个欧洲失落了、衰败了。 他自己当然经历了一战,到了二战,因为他是犹太人,就逃掉了。到了巴西,就是忘不了欧洲,忘不了两个世纪交接的那一段美好的记忆。于是夫妻两人躺在床上自杀了。我还看过那个照片,说不出话。后来无数历史著作回顾了苏维埃的兴起,这个时候木心暗示的意思出现了——一到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惊呆了、懵逼了。 我们很快地过一过,二十世纪,一战、二战、原子弹集中营、漫长的冷战,等等。到冷战结束,二十世纪已经快过完了。 我忽然想到十九世纪初,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一百多年后好像是一种大的情绪对应。美国的 塞缪尔·巴伯 (Samuel Barber) 创作了 《弦乐柔板》 ,请诸位听一听。 《欢乐颂》所展望的、期待的正是十九世纪的意思,但不是塞缪尔·巴伯的意思。塞缪尔·巴伯的意思,贝多芬绝对想不到。 后者被两三部描述战争和人类灾祸的电影——其中一部叫做 《野战排》 ——作为配乐。科波拉的电影 《现代启示录》 ,还用了十九世纪 瓦格纳 的音乐,作为越战轰炸画面的强烈反讽。我们倘若从负面的角度发问,木心有理由质疑十八九世纪的幻灭,但这两句话说的是是幻灭的意思吗?我觉得你同不同意都不重要,因为问题太大了。相关历史著作可能有十万册。 如果针对二十世纪空前的破坏性,这一百年确实是价值剧烈颠覆的世纪,一个乌托邦遭遇幻灭的世纪,一个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世纪。 但是我们立刻有一万条理由为二十世纪辩护,而且赞美它、肯定它,怎么说都说得过去,只要不死于世纪性无妄之灾的人,单单就整体状况看,人类从来没有享受过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才能给予的增长、舒适、医疗、长寿。 二十世纪出现了人类历史最庞大的毁灭,但是无可争辩的是,二十世纪也贡献了人类迄今为止最长久的和平岁月。我们此刻的时间位置是二十一世纪,而且都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就在这二十五年,全球范围最新的震撼、最空前的大变局,可能不是俄乌战争、中东战争,也不是欧美的乱局,而是 人工智能 。 我说这些有点奇怪,了解我的读者应该知道,我不谈论世界大事,因为我的认知远远不配,我也没那么关注世界大事。 我要说的只是木心这两句话,他是悲观的,带着隐含的质疑。但木心许多很简单的话,无所谓对错,他说的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直觉。 什么直觉呢?不是关于十九或二十世纪,而是他说出了人类的错觉,要点不是期望,而是大规模的错觉。 错觉,我觉得一直伴随世界的变化,而世界的变化,恐怕从来伴随错觉。 这段话或许可以挪用到任何别的世纪——对某个世纪整体性的期待,结果在下个世纪没有兑现。 不要怪时代,也不要怪我 换句话说,许多世纪的演进,可能完全违背上一世纪给出的逻辑和想象,所以问题太大,歧义重生,人的想象力通常超过他存活的年命。 我们来换一种想象,事情会怎样? 譬如茨威格他正好生在两个世纪之间。如果他不自杀,而且高寿到九十岁、一百岁,他的绝望、他的希望又会是怎样呢?很难说下去。 每次我说不下去,我会转向具体的人,但是取决于这个人在世的年份和寿命。比如死于 1900 年的 尼采 ,不会想到他的妹妹参与了二十年代希特勒初期的崛起。而希特勒的精神来源, 据说部分来自瓦格纳,可是大提琴家 卡萨尔斯 被问到纳粹文化是否部分来自瓦格纳。卡萨尔斯回答:不,这条线可能一直要追溯到贝多芬,甚至海顿和莫扎特。 好大的问题,我也曾经纳闷好久,难道纳粹的来源只因为瓦格纳吗?结果卡萨尔斯说出了我不敢想的问题,几乎整个古典音乐史,都有嫌疑。 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说下去。 托尔斯泰死于 1910 年,他要是活下去,他对 1917 年的新政权也许不会惊讶,因为他在《复活》的第三章,写到沙俄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家,而且比鲁迅对左翼的警惕走得更远、更深。但托尔斯泰不会想象到后来斯大林的整肃有多残暴,更不会想象到 《古拉格群岛》 。 而死于 1960 年代的 阿赫玛托娃 ,要是多活三十年,她会看到苏联的解体。 而对阿赫玛托娃念念不忘的 以赛亚·柏林 ,因为高寿,在死前几年看到了整个冷战的收场。 中国清末 梁启超 ,在小说中准确预言了百年后中国将要举办世界博览会,不得了。可是他死后不久,爆发七七事变。可怜梁启超和鲁迅都只活了五十多岁。 鲁迅 如果多活二十多年,他七十几岁,他会亲眼看到为他抬棺材的学生多数成为新中国的罪人。 比他年纪小的 胡适 活到 1962 年,在台湾获知了他儿子的自杀,说了那句话—— 沉默也没有可能。 这份名单可以不断延伸,总之,不论你生死的早晚,历史时代没有剧本,预言没有用,期待更没有用。 木心有一首很短的诗,大致是 生在每个时代,我都会痛苦,所以不要怪时代,也不要怪我。 在这里,他似乎取消了他自己前面的那两句话,因为时代不重要了,当然人的寿命也没机会经历太多时代。 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你的性格,反过来,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他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不见得很痛苦,搞不好很开心。 但我还是蛮喜欢这两句话。 就像木心的许多三言两语,他给出的是维度,开放给争论、分析、判断。而且他知道分寸,他没有说二十世纪不好,没有说十八九世纪好,他只是说今天的感觉好像不是昨天、前天期待的样子,什么样子呢,他不说。 好了,这回又是拿了两句话做发挥,最后还是想提塞缪尔·巴伯《弦乐柔板》,诸位要是愿意听一听,很好听的,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样子吧。你听着,同时回想贝多芬的《欢乐颂》,你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对照,可能会比我以上的唠叨更有说服力。 我觉得表达人类的巨大情绪,最准确的艺术或许是 音乐 ,胜过所有其他艺术。 临了岔开,我们开会发言总要说一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这其实是句废话。你开口说话当然只是你个人的意见。除了代表你自己,你还想代表谁呀? 但这回的议论,牵涉到我平时不愿意涉及的世界性话题,我会有点认怂,所以也郑重地说一句,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而且替木心补充,那也是他的个人意见。
精选评论
共 2 条19世纪末的那一群人现在看来是“纯真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也许这话也不对,各个时代都有他们的理想主义者,也都有那些头脑清醒的“悲观主义者”,端看个人的天赋气质。只是悲观主义者的声音多数时候不被欢迎,所以历来不太被听到…借用由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中借皇帝的口说出的一段话: I doubt servitude will ever disappear, it only changes in form.
这一集听后一直让我陷于思考,我在努力地思虑这世界性话题的深意,是否为微妙地体现在于别去过多期望与预言之悬妙的感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