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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马叔家的故事，上一集聊了定息这个“灾难之源”，导致 1968 年变成马家命运的转捩点。家庭剧变之后，面对政治运动的压力，马家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相反，他们采取应对之策，不在资本家定性等敏感问题上跟组织硬刚，而将诉求的重点放在争取经济利益上。比如，由马叔一手策划和代笔，以母亲和未成年妹妹的名义，向单位汇报家庭困难，并趁机申请看病补助、借款等等。从结果上看，这种低姿态策略取得了一些成效，在马章文发病及去世前后，马家从单位获得了数百元借款，再后来，不仅这笔债务被免除了，全家人还得到一些生活补助。

作为家里的主心骨，马叔在毅然挑起家庭重担、试图为马家的生存作出长远规划的同时，自己也遭受着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双重考验。这一集从两个部分展开解读，首先从心灵史的角度，谈谈马叔遭遇的精神压力和道德困境；其次，看马叔如何出手布局，为挽救家庭前途付出各种努力，而当努力失败后，这个中年人又如何实现自我和解，走向精神自洽的。

接下来的故事，先从一场梦境说起。

 

早在 1966 年 8 月，大概已经听到父亲“定性存疑”的风声，马叔在一封信中就说：“按照他的原来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定息为次要的，应作为工人成分。”1968 年 1 月批斗事件发生后，马叔面临巨大的政治态度调整，在思想层面与父亲划清界限的同时，又在血统层面强调照顾父亲的义务，说：“我们子女对资本家父亲在思想上划清界限，但总也是血统关系。生活上还是要负赡养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