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詹青云。

在我们之前所聊的这么多的标准和例子里，其实最清晰的状况就是那些有严格责任的地方。如果受害的一方，如果这个女孩在14岁以下是一个幼女，那整个的论证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只要有性行为发生了，它就已经构成强奸罪”。

哪怕在性同意的年龄之上，在有的地方，它在某些情况下适用严格责任，就像我们提到的麻省，它的严格责任体现在“不管你的脑海中真实相信的是什么？只要你犯了错，只要这是一个违背对方的意志所发生的性行为，那它就是强奸”。

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具体的法律规则，它也是严格责任的一种体现。比如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如果女方有精神性的疾病，她有智力的缺陷，被认定为是不可能给出性同意的，是不可能表达出自己在性问题上的自由意志的，那也是“一刀切”，也直接可以认定为“只要有性行为发生，也可以被认定为是违背对方意志的性行为”。

在这些被切割出去的具体情况严格责任之外，在大部分的领域之内、在大部分的例子里，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法律体系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欧美的法律体系里，它可能表达为理性人这个标准，理性人会怎么做呢？理性人会做什么样的判断呢？这个理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法律的措辞里，它可能表现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那一旦引入这样的标准，它就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它的价值，也带来它的困难。

在强奸罪的定性问题上，我们聊了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对行为判断的不确定性，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所谓暴力？受害的这一方什么样的行为能够称其为反抗？小声的沉默可不可以？小声地说“不”可不可以？大声地说“不”，持续不停地说“不”可不可以？还是一定要动手才可以？

叠加在对行为判断的不确定之上的，是当事的双方对于这个行为的判断，完全有可能在很多的例子里，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沟通，或者是思维模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