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名分和实权是一致的。如果当了皇帝，通常情况下会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够决定臣子和百姓的生死存亡，而且不需要任何法律的认可。但在少数情况下，名分和实权会出现很大落差，这意味着即使贵为皇帝，实际上却被权臣把持权力，成为傀儡皇帝。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汉献帝刘协。相对于曹操，他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曹操才是事实上的皇帝，而刘协作为汉朝最后一个皇帝，却如同一个木偶。如果他稍加反抗，甚至随时有可能被曹操废掉或杀掉。这就是处于有皇帝的名分，但没有实权的状态。 历史上，名分和实权落差很大的皇帝，大多数都死于乱臣、后宫或宦官之手。对于这种名分与实权的落差，今天看来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最多就是权谋斗争。但在古时候，名分和实权的落差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也是儒家非常在意的问题。因为如果名分和实权有落差，原本名分很高的人就容易被地位很低但有实权的人欺辱，在礼仪上出现怠慢，这就触犯了儒家大忌——礼仪。行为规范无法真正保证臣下尊重君主，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纲常人伦失去。 这会让社会风气变坏，让整个人心变得更加险恶。所以儒家之所以必须反对名分与实权的落差，本质上是因为，如果这种落差导致臣子可以随便杀皇帝，那么下面的老百姓也会出现儿子不服从父亲、属下不服从老板的情况。整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和秩序就会混乱，国家就会成为一个混乱且不守规则的国家。 一个混乱的国家，怎么可能有繁荣昌盛的税收、军队和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呢？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也失去竞争力。所以，名分与实权的落差，看起来好像只是表面上的权谋之争，但如果真的细究，其实是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甚至是生死存亡都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春秋專門以筆法貶抑「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主要有兩個原因。上集著重在「駁賢王而好暴君」，解釋了為什麼不批評楚平王更明顯的錯誤，而批判楚莊王；這一集則著重在「討」字上，解釋了為什麼貶專封多而抑專討少。這不是楚因爲莊王僭越了周天子的征伐權力（這是上一集的部分），而是因為徵舒弒君的犯上行為過分嚴重，需要特別凸顯。「《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和「《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相通的，明白的錯誤不必專門批評，而隱微於大正確的小錯誤（上一集）或者超越於普通錯誤的特級錯誤（這一集）都需要被凸顯。但這樣一來董仲舒詮釋的《春秋》寫作邏輯似乎又自相矛盾了：在解釋前一問題上，說太過明顯的錯誤可以不提；解釋後一問題時，卻又說徵舒的錯誤太大而不能不提。也許，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可以這樣解釋：楚莊王和徵舒犯的錯，雖然是一個「隱於嫌德」，一個「罪之宜死」，但相同點是兩個錯誤若不點出來都隱藏著，前者隱藏在90%的正確裡，普通人認識不到好中的「惡」；後者隱藏在不言而喻的錯誤裡（如專討），普通人認識不到惡中的「大惡」。所以更明白的回答應該是，對於楚莊王，《春秋》「於其嫌德，見其不德」；對於徵舒，《春秋》「於其庸惡，見其極惡」。兩個合在一起，《春秋》的根本精神是「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而對於楚平王專討的這種既無好事隱蔽又不夠極惡的庸常明顯之惡，即使不記錄在《春秋》裡普通人也可以了喻於心了。

“《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为了突出庆封的罪过，称楚灵王为楚子？楚灵王的罪过作何理解？

春秋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