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想，古时候关于法家和儒家的争论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如果一个社会法律过多，什么事情都要严管，那一定会遏制社会的创新活力，也会滋生更多不守法之徒。因为当规矩多到让人感觉窒息时，人们就更倾向于钻规则的空子，想方设法逃脱制度，超脱法律体系。最终可能造成社会里反而有更多人不守法，因为法律太多，很多其实毫无必要，这会让人民感到非常疲惫。 儒家认为法家过多的法律限制人民，很容易出现像暴秦那样的情况。秦朝直接二代而亡，各种流民遍地都是，导致没有家庭能过上好生活，最终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 法家则认为，如果一切都靠礼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图谋不轨的人，他们不遵循规则，只遵循自己的意志。这些不守规则的人，在儒家看来要用礼去感化，但法家认为不可能用礼感化所有人。如果单纯用礼来治理，或许能培养一批教育良好的人，但不可能扭转那些本性恶劣的人。 这两家说的都是一个极端，有片面性，也有正确性。一个社会的实际情况，当然教育层面要抓，但如果犯法了，也要进行严惩。 现代社会其实已经把法家和儒家结合得非常好了。法律方面，有针对各种情形的民法和刑法规定。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至少让偏远地区的人也能上完关于社会体系、道德和法律的课程，从而完成基本的社会化。 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实现了法家与儒家非常好的平衡。古人之所以很难达到这个平衡，很可能是因为： 当法律过松时，皇权会感到威胁，自然就会严厉地收紧法律，依赖法家。 当法律过重时，皇权又会因可能引发农民起义而感到威胁，这时法律就会放松。 就在这一松一紧的循环中，古代很难取得平衡。而现代没有这些封建包袱，就取得了平衡！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两千年的愿望呀，理论上是这样的。

我一直好奇，像《酷吏列传》这样的文字，不会被酷吏看到，察觉出来，去清除、篡改、举报或者整治司马迁吗？如果看到了看懂了还能容忍，那说明还没有严酷到没有空间，还是有所包容的。不知道事实可能会是什么样？包括像《太史公自序》里的真假态度，是那些人没看到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