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这一单元的撰稿人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老师。

历史学家黄仁宇，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叫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英文标题，直译成中文，叫《1587年，一个平凡的年份》。他用一个看似波澜不惊的年份，串联出晚明中国的巨大政治隐忧。

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不少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趋势，其实，都在某个波澜不惊的时刻，早早便预设了线索。当然，这样的认知，是我们用一种后见之明的方式观察到的。

今天我们这一讲的标题，也是一样。我们来关注一下17世纪40年代，差不多是万历十五年之后的一个甲子。

在那几年，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发生一件大事。其中一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明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灭亡，以八旗为统治核心的清朝，取而代之，更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逐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

另一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在妥协中结束，交战各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从今天的眼光回看，这两大变动，为欧亚大陆此后三百年的国际关系走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三百年后，东西方两种国际体制的巨大碰撞，埋下了伏笔。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17世纪40年代，对早期近代的全球史而言，真可谓是个“不平凡的年代”。那么，这种同时的变化是否各自孤立、只是碰巧凑在一起了呢？今天这一讲，我们暂时先不谈东亚的1640年代，即清朝入关前后，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冲击。这个话题我们放在下一讲。

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欧洲的1640年代。

首先要和大家提出的一个观念是：十七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变化，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互动也导致了各自内部的变化。

让我们先从一个较早的故事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