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钱穆他在《国史大纲》以及《中国历史精神》相呼应的这两本书当中，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跟解释。

在上一集的音频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历史精神》的书里面，钱穆特别去分辨生理学跟病理学，类似的这种分别的方式，但是从不一样的角度予以应用，也出现在《国史大纲》的引论里面。

《国史大纲》引论钱穆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的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的顿挫跟波折也。”

这呼应了我们怎么看待历史。我们是要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也就是以民族跟国家作为单元，是去研究这个民族跟国家它内在根本的推动力——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民族跟国家，它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但还有另外一种看法经常产生误会，那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记录、我们叙述的只是这个国家跟民族生病的状态。那就像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的病态，因而把它扩大，变成了是整个西方历史乃至于人类历史的通则。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研究法，也是把一个民族跟国家他生病的状态误认为一直都是这样，也会一直都是这样，把它提高了一个层次，上纲成为本质，我们要在历史的探究上面特别小心这件事。

这样一个背景要告诉我们说，在1940年代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到1951年他写《中国历史精神》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他要提醒，中国是在一个严重生病的阶段，那中国生了病，而且生了重病，因此不只需要治病，还需要救命。

老实说这是老生常谈，从受到西方冲击到了19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候有这种亡国的危机感，从康有为“公车上书”、万言书，打动光绪皇帝的主要的说法，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国生病到快死掉了，我们不能够拖，我们一定要赶快来救治中国这样的一种论点跟这样的一种呼吁。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单纯的用这种方法忽略了，钱穆在这样的一个老生常谈当中，转出了两个不一样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