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钱穆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当然要从上古史、远古史开始讲起，所以大家今天翻开《国史大纲》要读的时候，恐怕一开始在这里就有一个纠结。这本书完成于1941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考古学还没有大兴盛，虽然有了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基本的认识，虽然殷墟已经进行了挖掘，但是那个时候连完整的安阳考古的报告都还没有撰写完成，那就更不要说整个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完全还没有展开。

没有考古的资料，那钱穆所写的古史想必是不可信的，甚至里面可能包含了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读《国史大纲》的时候就跳过这一部分呢？我希望提醒大家，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条件底下所写成的中国的古史，但是钱穆自己知道他所受到的限制。

他对于他所受到的限制，经过了消化，经过了思考之后，他才写出了这样上古史的内容，以至于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虽然有了这么多的考古资料让我们对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的历史有了很多新的不一样的认识，但《国史大纲》这一部分的内容仍然具备有高度参考的价值，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样的过时。

首先，具备有高度参考价值的就是钱穆在这里提出来非常简洁、非常直接的态度上的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在钱穆当时的环境底下，他可以想得比我们更深刻，因为他有比我们更严重的困扰。因为传统上那样一种“信古”的态度，跟钱穆自己所处的环境里所流行的“疑古”的态度，这两者是决然的极端，而且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钱穆既非传统的信古派，也不是现代的疑古派，他必须要在信古跟疑古中间找到他自己的一个折衷的路线，所以他就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这种立场，必须要在信古跟疑古之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尤其他重视自己写的是《国史大纲》。

大纲有好处，当然也有限制，好处跟限制随着时代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讲到上古的时候，真的就有这一方面的好处。因为它是大纲，所以不必讲那么多。在这上面钱穆是有一种自我的节制，我们看到《国史大纲》在古史的部分是故意不讲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