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在钱穆最早的作品当中，《国学概论》书中的第十章，标题是“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在民国时期对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简要整理。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东西文化”论证，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关键的人物是两位梁先生——梁启超先生以及梁漱溟先生。在钱穆的书里面，就特别引用了梁启超他在1922年的一场演讲，标题是“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里面说到了，梁启超认为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够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够用来纵断东西文化。

如果说欧美人是天生成为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为非科学的国民，梁启超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承认。拿我们战国时期跟欧洲的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够说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了中国两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的精神弥漫在欧洲也一千多年。两相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一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能够让我们发现，只有比西方强，并没有比西方来得弱。

梁启超在演讲当中指出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五种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不过他要特别提醒，那个时候在中世纪，西方教会垄断学问的时代，“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在欧洲、在西方也样样都有。要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地把思想界的健康给恢复转来。所谓科学，才开始种下了根苗。

要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这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如果我们拿历史的广大规模、尺度来看的话，值得计较吗，这很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