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钱穆在1928年他完稿出版的《国学概论》，其中对于“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他总结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非常清楚地反映从1926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气氛底下，国民党南方的政权开始发动了对于北方北洋政权的北伐。在北伐的过程当中，南北势力在快速地移动、变化当中，很明显的，南方国共合作的势力所取得的合法性、合理性越来越高，也得到了民心的支持。

所以站在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展望上，钱穆他就做了自己知识学术上的态度选择——他选择肯定这一份南方的力量，同时也就肯定了南方力量背后的思想指导，那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另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所以重要，对于钱穆来说，又联系到，他看到所谓“最近期学术思想”几十年来一条主轴，这条主轴是一个吊诡的主轴，也就是大家最关切的明明是“救国保种”，希望能够救中国，希望能够保留中华民族的传承。这几十年来，大家为了这件事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并且在各种不同的主张当中有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议。

但是这种“救国保种”之心，因为争议，一直不断地衍发、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主张，以至到后来，竟然出发是“救国保种”，但最后所提出来的种种办法，却是看起来要把中国彻底消灭，要让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彻底改变成为西方民主、西方文化。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我们追索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看到所谓的对于中国的批判性，到后来会认为中国、中国人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继续存在于天地之间，于是就对于中国跟中国文化生出了不爱惜之心，又转成为痛恶之意。这就到后来，好像所有的一切变故就是对的，所有的一切保存、保留就是错的。

那我们如果这样推原，就回来，你看到这中间的荒谬性，为什么开始“所有这一切应该怎么变”的主张的讨论呢？不就是为了要“救国保种”吗？但后来要“救”、要“保”的对象，却反而变成了要被打倒、被淘汰的。

这样的一种变化发展，它当中真的有不合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