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当中有一篇重要的文章，钱穆他写了《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完全用《左传》的资料讲了许许多多春秋时代的人的故事，把它总结在孔子前后。

那个时候中国历史的累积已经凸显出这样的一种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来看其中他提到很有名的一桩故事，那是“齐崔杼杀庄公”。

大使就直接在记录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当然很不开心、很不高兴，所以他就把这个史官给杀了。他弟弟，因为史官是世袭的，所以弟弟有同样的身份。于是弟弟跟着也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这个弟弟。还不止如此，连续两个弟弟都依照他们的史官身份，写了同样的记录。

杀了两个了，那还有一个更小的弟弟。这个更小的弟弟，明明前面家里面三个哥哥都已经为了同样的事情被杀了，你觉得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仍然做同样的事。

于是这个时候崔杼杀到都手软了，他因此就只好摸摸鼻子认了：好吧！你们要那么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写在史书上作为记录，我也只好接受了。

还不止如此，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南史氏，我们光看这个名称就表示，他也是在周代封建体系底下担任史官的人。他听说，哎呀，在齐国他们的史官这一系脉被一个一个这样杀了，可能要杀到没人了。不行啊，他就自己带着写历史记录的竹简，赶到齐国去。

还没到那里，听说还好，这个最小的、第四个大史氏仍然能够成功地尽到了他的职责，没事了，他才回去。

这史官的职责就在于“据事实书”，齐大史氏不畏强权，直接写“崔杼弑其君”，这就是要尽到自己的责任。